四、在“卡關”的背后

　　一個法案要經過“程序委員會”送到“專門委員會”審讀，在這過程中如果無法取得共識，法案就被送往政黨協商處理。在臺灣，有許多法案都被“送往朝野協商”。一到朝野協商，權力集中在“立法院長”和“黨鞭”手中，多數黨與少數黨處于平等的地位，多數黨的優勢就被“閹割”了；執政黨的“院長”公然主張“共識決”，只要少數黨的一個人反對，多數黨的議案就無法通過；時任“院長”聲稱，他不站在執政黨的立場，而要“保持中立”“尊重少數”，實際上是支持少數，服從少數。因此，“多數決”原則已經被否定。我們從服貿協議的審議一開始就可以看出：把服貿協議從“逐條審議，全案表決”變為“逐條審議，逐條表決”，就是“朝野協商”決定的。朝野協商起了關鍵性的作用，在重大議題、涉及政治的議題上多數黨敗在少數黨手下，那么關鍵何在呢？

　　在臺灣政壇，藍與綠之間是很難有共識的。強調“共識決”，就需要由“院長”出面協調。而時任“院長”（王金平）則是著名的協調高手，在臺灣被稱為“喬王之王”（“喬”就是協調的意思）。因此，在整個利益綜合過程中，“立法院長”起了關鍵作用，開始是他主導了“逐條表決”，最后是他宣布“先立法，后審議”。

　　“服貿協議”卡關的標志是2014年4月6日王金平宣布“在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草案完成立法前，不會召集兩岸服貿協議相關黨團協商會議”。這就是“先立法，后審議”。對此，國民黨的“立院黨團”事前“毫不知情”“感到錯愕”，認為“與黨團立場相違背”，甚至“感覺黨團被王金平出賣了”。行政機構發言人認為王的說法與馬英九不同意“先立法再審查”的立場明顯不同，曾經表示不贊成王的說法。但后來當局卻表示：王金平“并未反對服貿協議逐條審查，與當局的一貫主張并不沖突”。這就是說，當局不得不向“立法院長”投降，接受“卡關”的現實。由此可見，服貿協議“卡關”，時任“院長”王金平起了決定性作用。

　　概言之，“朝野協商”剝奪了多數黨的權力。“院長中立”幫助少數黨打敗多數黨。這是臺灣特色的政治體制問題。只要這種體制不變，臺灣政治過程的“卡關”現象就會繼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