鈕承澤與侯孝賢（右一）

　　第三次見面，則又時隔了三個多月。還是在臺北，那是一場紀念臺灣新電影30年的講座活動，主辦方邀請了三代電影導演，其中兩位是侯孝賢和大家也頗為熟知的“豆導”鈕承澤——我更熟悉的是年少時的鈕承澤在侯導多部影片里的演出。

　　活動結束時，我在走道里等候侯導，要把見報的專訪交給他。被記者們一路追著的他見到我，停下腳步，接過報紙說：“啊，你還沒回北京嗎？”我笑著說：“又回來了。”

　　就這樣匆匆一遇，之后不久他便前往大陸開拍準備多時的《聶隱娘》了。

　　開拍當天，我發了短信給他，侯導簡單回復“謝謝”，想來他要忙上好一陣子——這“好一陣子”確實蠻長，一晃又過去快三年了。去年夏天，我再訪臺北，約博洲大哥和幾位朋友吃飯，未能前來的侯導回復短信說：“鍵興，忙著影片（注：《聶隱娘》）補戲，遺憾今晚餐敘無法與會了。”

　　孝賢導演是我一直崇敬仰慕的電影詩人，十八年前在大學圖書館看到《悲情城市》《童年往事》之后，我便開始通過各種途徑尋找并收藏他的作品。后來，因緣際會與孝賢導演相識，讓我更深入地抵達了他的電影世界，而最讓我受益的是他的處世哲學以及為人。因為他，我更加明白，“大作品”需要有“大情懷”的“大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