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中國時報》今日刊載社論說，就在昔日掌控綠營“國安”系統的邱義仁，因為“金援弊案”而淪為吃泡面的宅男之際，新當局在“國安”系統的人事布局也陸續底定，日前公布的“國安會”諮詢委員名單，幾乎清一色都是由學者出任，這樣的組合，至少給人的第一印象是：這群書生總不會再弄出個鐽震弊案，甚至再鬧出個“金援弊案”了吧！ 

　　沒錯，就是因為負面的示范效應實在太強烈了，才會讓各界最近不斷的叮囑準“總統”馬英九，千萬別再讓類似陳哲男、馬永成、邱義仁這類型的角色，再在新當局中變身大復活。這個由一群所謂“接近層峰”核心人士隱身幕后，頻頻交辦“老板指示”的年代，應該讓它終結掉了。正如同準“國安會秘書長”蘇起所說的：未來的“國安會”一定會是“正派經營、專業至上”！或是如“準副秘書長”何思因所說：未來的“國安會”絕不會是“行政院”的太上皇！這兩個特別的聲明，當然就是沖著外界的疑慮而來。 

　　社論指出，不諱言說，民進黨執政的這八年間，職掌“國安”系統的首長，并不乏專業人士，其中有不少人也曾相當低調主導若干關鍵的決策，但這一切都在邱義仁執掌期間“淋漓盡致”的發揮下開始走調，不僅“國安”系統逐漸變成為凌駕“行政院”的太上皇，更經常繞過正常的行政程序來執行“國防”與“外交”政策，其所造成的負面效應，不少都必須要等新當局上臺后才能收拾了。

　　要知道，當一個原本僅具參謀諮詢功能的“國安會”，經常性的成為實質的決策單位，甚至還直接介入第一線執行，勢必將造成當局許多重大政策的規劃，變成由一群并不專業的“核心人士”主導制定，然后再交由行政單位執行。例如當初關系臺灣金融體制結構轉變的“二次金改”政策，就是循這樣的模式拍板，而真正該負最后政治責任的“財政部”，卻只有照單執行的份。再例如陳水扁任內多次的“過境外交”，也幾乎大部分都由“國安”系統主導，真正專業的“外交部”也只有聽命辦事的份。 

　　社論直言，也就是因為這一切既不顧體制也不講章法，才會出現一個原本只擅長輔選的吳乃仁，竟被找來籌組軍火買賣的鐽震公司，而必須為“國防”預算負政治責任的“國防部”主管官員，竟然全在狀況外！同樣的也因為這樣，才會讓與“金援弊案”這般重大的“外交”任務，竟然交給兩個聲名狼藉的掮客去穿梭操作，“外交部”唯一的角色，就是乖乖的將十億元匯到他們私人的戶頭里！ 

　　社論質疑：事關“國防”安全的軍售事宜，能這樣輕率的處理嗎？事涉“外交”戰略的“建交”事宜，能這樣的荒唐操作嗎？如果只是違反決策專業也就罷了，最讓人不能接受的是，這些操作的背后往往總是埋藏了重大的人謀不臧，動輒數以億計的公帑可能就這么從人間蒸發了，這中間不僅行政部門無從查核，“立法”部門無從監督、監察部門遲未開張，甚至在捅出重大紕漏后，連“司法”部門的追訴都困難重重。“金援弊案”不就是現成例子？關鍵人物金紀玖已經找不到了，十億元追回機率更是渺茫。而如果僅只是巨額公帑的損失那也還好，怕的是許多關系重大的利益也一并賠進去了。 

　　社論指出，也因為這樣，新政府會怎么布局“國安”系統的人事，才會受到各界的矚目，社會輿論也才會再三叮囑準“總統”馬英九，務必以綠營的這些負面示范為戒，千萬別再讓類似情況重演。馬英九顯然也注意到了這個社會期待，以蘇起為首的“國安”諮詢委員團隊，學院出身背景的占了絕大多數，這種組合當然也就決定了這個部門的性質，一群以理論思辨與形勢研判見長的團隊，最適合擔綱的角色當然就是“總統”諮詢的幕僚。換言之，這個組合只能夠就兩岸、“外交”、“國防”的政經戰略提供建言，不可能有能耐成為幕后指揮行政部門的影舞者，更不可能越俎代庖介入實際的執行。 

　　社論最后表示，讓“國安”系統重建其正面形象最好的機會，就是讓它回歸到“憲政”上的應然角色，忠實履行其“國安”智囊的功能，讓“正派經營、專業至上”不只是一口號，更是一種應然的“憲政”規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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