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現行西方制度暴露出來的一些深層次缺陷，也許可以被稱為“基因缺陷”。如果這些基因缺陷遲遲無法得到修補的話，最終歷史可能會證明，今天仍然在國際話語中暫時占有優勢的西方民主制度很可能只是人類歷史長河中的一段插曲。

　　民粹主義泛濫，選民非理性的主要表現

　　今天西方民主制度運作中存在三個預設：一，人是理性的;二，權利是絕對的;三，程序是萬能的。迄今為止的社會經驗和實踐都證明：人可以是理性的，也可以是非理性的，甚至是極端非理性的。隨著新媒體的普及，人非理性的一面甚至更為強化了。歷史上多少政客就是充分利用人非理性的一面大打民粹牌，從而獲得更多的選票和利益。當初的希特勒就是這樣上臺的，20世紀90年代南斯拉夫就是這樣被民粹政客毀掉的，今天新媒體時代又為民粹主義的擴大和蔓延提供了更好的條件。

　　美國學者布萊恩·卡普蘭出版《理性選民的神話：為何民主制度選擇不良政策》一書，點出了理性人假設的要害。他指出，正是由于“理性選民”的“偏見”，他們的選票才會被各種利益集團所利用，進而對經濟造成損害。比方說，“理性選民”有喜歡高福利的“偏見”，政客就打“高福利”牌，結果西方國家一個接一個地陷入高福利引發的債務危機。他認為民主頻頻失誤的主要原因是選民“理性的胡鬧”：多數美國的投票者對政治問題是無知的，他們固有的觀點也是有問題的，因為自己的無知，就把選舉搞砸了。

　　現在西方的政治制度安排基本上把選舉國家領導人的任務，每四年或五年一次，交給了選民，而集體意義上的選民和個人一樣，都有先天的局限和缺陷，特別是受制于個人的眼界和利益局限，往往無法看到自己社會整體和長遠的利益。選民非理性選擇的主要表現是民粹主義的泛濫。政客只要有足夠的金錢和作秀的能力，就可以迎合大眾的短視和局部利益。相比之下，中國模式中“群眾路線”的核心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就是既要了解民意，又要整合不同的民意并顧及社會整體和長遠的利益，最后形成具有廣泛共識的決策。從過去數十年的經驗來看，中國的決策與西方相比，民粹主義成分總體上比西方少很多。

　　捍衛“絕對權利”，美國越來越多畸形家庭

　　“絕對權利”的預設帶來的問題也很多，特別是個人權利的過度膨脹和個人責任的嚴重退化。此外，各種絕對權利之間的矛盾無法解決。今天的美國社會就充斥著各種權利互相打架的嚴重問題：同性戀者的權利與反同性戀者權利、支持墮胎者的權利與反對墮胎者的權利、信教者的權利和不信教者的權利、隱私權捍衛者和知情權捍衛者的權利都互不相讓，互相沖突。

　　隨著權力的絕對化，傳統的家庭結構已經基本解體，每個人都強調自己的權利和自由，而不是自己的責任和義務，包括對親人、對家人、對家庭的責任和義務。美國已經從“傳統家庭”為主的社會轉變成今天的所謂“多元家庭”社會，即包括單親、私生子、大孩子生小孩子、同性婚姻等等“家庭”狀況構成的社會。1970年“傳統家庭”還占美國家庭總數的40%，但到了2012年，“傳統家庭”的比例已經跌到19%。這種“畸形家庭”的特點是孩子往往不知道父親是誰。美國的“畸形家庭”結構自然產生了一種畸形的社會，美國犯罪率高與這種畸形的家庭結構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中國的社會建設一定要超越美國這種畸形社會的模式。

　　在政治層面，權利絕對化表現為黨派政治“極化”趨勢不斷強化，越來越多的人認為，美國兩黨及其支持者都把自己的權利放在整個國家的利益之上，所以美國今天的政治版圖是一張分裂的版圖。中國人所秉持的權利與義務平衡，不同權利之間的平衡，代表的是一種基于常識的價值觀念，也代表了人類社會應該走向的未來。更進一步說，不僅是權利和義務要平衡，而且不同的權利之間也要保證必要的互惠與合作。唯有這樣，一個社會才能良性運行。

　　迷信程序萬能，既得利益階層日益固化

　　至于“程序是萬能的”這種預設，這首先導致了西方政治制度的日益游戲化：西方民主演變成以“游戲民主”為核心的程序民主，只要程序正確，誰上臺都無所謂。在這個競爭日益激烈的世界上，這種“游戲民主”看來將越來越玩不轉。

　　在經濟和社會生活層面，程序困境也同樣存在。經濟學家陳平研究了在美國一項發明變成一個產業所要花費的時間，得出如下結論：雖然美國在創新和研發方面目前還走在世界前列，但是美國研發的新技術，從試驗、投資、游說議會、修改有關的法律規章到生產和營銷，平均周期為10年左右，相比之下，中國一般只需要20個月左右，也就是大約美國1/6的時間。

　　當然，對于中國來說，建設法治社會和程序正義仍然是十分重要的工作，因為中國的法治傳統和程序正義的傳統都相當薄弱，但我們要走一步、看三步，我們的理想目標一定要超越美國模式。美國是一個治理成本異常昂貴和既得利益嚴重固化的國家。法治和程序正義非常重要，但法治和程序正義本身也要與時俱進。如果它們不能與時俱進，那么一個國家就會越來越缺乏活力。

　　總體上看，在現有西方制度安排下，人非理性的一面似乎被強化了，各種民粹主義思潮得到鼓勵，使得西方社會越來越難于“實事求是”地討論問題。權利絕對化表現為各種權利的相互排斥和對抗。程序萬能使西方民主制度越來越“游戲化”，“唯才是舉”和“深謀遠慮”越來越罕見。在這種情況下，像美國這樣的國家，資本力量利用民主制度的基因缺陷擴大自己影響力，甚至實現了影響力獨大的目的。這三個基因缺陷是西方制度改革遲早要正視的大問題，否則的話，西方社會整體走衰的頹勢將無法逆轉。(張維為，復旦大學特聘教授、上海社科院中國學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