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后，在經濟上，美國沒有在亞洲積極推進類似于歐洲一體化的地區主義建設；在安全上，也沒有建立類似于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多邊安全框架，而是建立了以華盛頓為中心、以經濟和安全高度依賴美國為兩大支柱的雙邊同盟網絡——這包括日本、韓國、菲律賓、泰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和臺灣（地區）。不可否認，這個雙邊網絡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地區穩定，也帶來了經濟發展，但是從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這個網絡出現了很大的變化。

　　從軍事層面上來說，隨著1979年中美建交，美國宣布從臺灣撤軍（盡管還以對臺軍售的方式延續了部分痕跡），美國同臺灣的同盟關系已經結束。上世紀80年代，因為新西蘭在核動力艦艇進入問題上同美國的分歧，美新同盟關系事實上已經名存實亡。90年代初，菲律賓國內民族主義情緒高漲，國會通過決議不允許美國繼續駐軍蘇比克灣基地，而泰國則在柬埔寨問題解決后始終拒絕美國在境內部署軍隊和永久基地。從經濟層面上來說，這些美國過去的和現存的亞洲盟友——除了菲律賓以外——其最大貿易伙伴，幾乎都已經從美國變成了中國，美國的雙邊同盟網絡的經濟支柱也已經松動。

　　在這個大背景下，美國提出了“亞太再平衡”、“回歸亞太”等戰略口號，盡管美國一直試圖告訴中國這些都不是針對中國的，美國無意阻撓中國的崛起和發揮更大的地區作用，但似乎并不那么讓人信服。很多美國的戰略家認為，美國的“軍事前方存在”（海外軍事基地和駐軍）是美國實力的重要標志，也是國際和平的必要條件。這個邏輯同樣被用在東亞，即：由于東亞國家之間歷史問題、領土爭端、民族主義、冷戰遺產等影響和平的因素太多，美國的軍事存在不僅有利于維持美國在本地區的主導地位，而且也是地區和平穩定的基礎。

　　問題是這個邏輯本身就存在很大的困境。一方面，經過兩次戰爭，精疲力竭的美國也不希望在東亞卷入同自身利益沒有關系的沖突，但美國為了維持“軍事前方存在”，希望盟國分擔更多的經濟和政治責任，這就要求美國對某些國家做出一些表態來換取；另一方面，美國在領土等安全問題上的表態，給一些盟國提供了幻想空間，而這些國家以對美國的期待為基礎作出的決策，則讓美國經常性地處于被迫卷入沖突的危險。結果，對于美國人來說，“亞太再平衡”變成了一個危險的平衡游戲，而各方面的誤算、誤判更是增加了不確定性和危險性。

　　沒有人懷疑美國的重要性，更沒有人希望把美國從亞洲排擠出去，但東亞未來的安全最終需要依靠本地區的和解，而美國可以在這個過程中發揮建設性的作用，如果美國的“再平衡”的著力點在這里，那將會是多贏。（張云 日本國立新潟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