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與新疆建省
新疆建省進入籌劃階段，左宗棠功不可沒。有學者指出，左宗棠早年曾讀《天下郡國利病書》、《讀史方輿紀要》等書，留心邊疆問題。1833年，22歲的左宗棠赴京參加會試落選，作《燕臺雜感八首》，其中“有一首詩呼應龔自珍《西域置行省議》”，可見左宗棠在當時就“早早意識到新疆該建行省，該興屯墾”。 論者還注意到左宗棠對龔自珍的繼承性，認為左宗棠《遵旨通籌全局折》和《復陳新疆情形折》從防止沙俄的侵略，改革新疆的政治、經濟，加強西北邊陲的國防，節約國家的開支立論，闡述新疆建省的重要性和必然性，并把收復伊犁和改建行省統一考慮，反映出左氏“關于新疆改建行省的理論，是龔自珍《西域置行省議》、《安邊綏遠疏》的有關理論的繼承和發展”。
有學者更明確指出，左宗棠是在“龔、魏影響下，于一八七七年提出新疆設縣建省問題，新疆建省由醞釀跨入了籌劃階段”。 也有學者認為左宗棠早年有新疆建省構想，是受了“林則徐之影響”。還有學者指出，左宗棠一生中最值得后人稱許的有兩件事，一是創辦福州船政局，制造船艦，加強海防，二是收復、開發新疆，鞏固西北塞防，“兩者都明顯地受到了林則徐思想和行動的影響，可以說是對林則徐思想的繼承、發展和實踐”。 早年對西域的關注，為左宗棠后來收復新疆奠定的思想和知識基礎。當他大權在握，可以一展鴻圖之時，醞釀已久的建省之議再次浮出了水面。在1875年致友人的信中，左宗棠提出了在新疆“立省置郡縣”的問題。 1877年，左宗棠正式提出建省之議。有學者指出，左宗棠在1877年的《遵旨通籌全局折》中，“不僅闡述了保衛新疆的重要意義，而且第一次正式向清廷提出了新疆設置行省的建議，為清政府的正確決策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他在西征過程中，積極采取措施，遣返難民，屯田墾荒，改革征收田糧的舊制度，厘定幣制，籌設鐵工廠，修筑道路，修筑城墻，把軍事斗爭與政治、經濟、軍事建設以及收復伊犁、開置行省等互相結合進行，“做到了成竹在胸，環環相扣，為新疆建省鋪平了道路”。
左宗棠督辦新疆善后成功的主要原因有:（1）他本人以耕讀起家，富有實干精神；（2）他有一支吃苦耐勞，能戰能耕的骨干隊伍；（3）他把善后事宜和開置郡縣統籌考慮，避免了軍府制度的弊端；（4）新疆各族人民擺脫了混亂局面，在善后事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5）他注意推廣洋務，以促進近代工業的生長。 有論者總結了左宗棠提議建省所持的理由:（1）改設行省有可治之民；（2）改設行省可奠定長治久安的基礎；（3）改設行省可節省軍餉。 有學者對左宗棠關于新疆建省的思想和籌劃進程進行了探討，認為“維護西北邊防的安全是左宗棠主張在新疆建省的根本出發點。他在這方面的一切部署，從政治、經濟到邊事，都是為這個根本目的服務的�！� 有論者對左宗棠的培養和提拔人才對新疆建省的意義做了闡發，指出經他選拔的重要官員不下10人，諸如劉典、劉錦棠、張曜、楊昌濬、譚鐘麟、魏光燾、陶模、饒應祺、祝應壽、陳寶善、徐占彪、劉璈等。他們“新疆建省中起了重要作用。劉錦棠、魏光燾、陶模、饒應祺出任前四任巡撫；楊昌濬署理過陜甘總督，譚鐘麟接楊任陜甘總督，張曜督辦新疆軍務。他們是新疆建省中的中堅人物。如果沒有他們，新疆建省很可能夭折�！� 學者們對左宗棠在新疆建省中的作用評價較高。有學者指出，左宗棠最先制定出處理新疆問題的基點，即收復新疆與改設行省是處理新疆問題相互關聯的兩個方面；他最早提出改設行省是為了更有效地抗擊沙俄和英國的侵略，捍衛國家領土的基本方針；他屢次抗疏力爭，終于使清廷原則上同意在適當的時候設新疆行省。
他“不畏艱險、苦心經營，籌劃、實施新疆善后事宜，為新疆建省創造必要的物質條件；他從新疆民情、社情出發，較為合理地設計了新疆行省的藍圖；他憑其卓越的軍事指揮才能，成功地收復了新疆，為新疆建省創造了客觀條件�！盵37] 更有論者贊曰:左宗棠對于新疆“一意主張收復，一意主張建省，終于貫徹實現。這一個軍事上和政治上的成功，實在是周、秦、漢、唐所創見”[38]。左宗棠“堪稱新疆建省的倡導者、推動者、設計者和奠基者”，他在新疆建省中的功績，“永垂于中華民族邊疆建設史上”[39]。
劉錦棠與新疆建省
到了新疆建省的實施階段，劉錦棠發揮了重要作用。 有論者謂，劉錦棠在1882年9月的奏折中，“以自己在新疆七年之久的實地調查，不但指出了在新疆建省的必要性，而且說明了在新疆建省的必然性，并比較切合新疆實際狀況地提出了建省的具體實施方案”。 建省前，劉本著“設立行省當從州縣辦起”的原則，首先在南疆設立了道、府、廳、州、縣各級統治機構。1883年，劉又在北疆任命了一批地方官吏。建省后，劉錦棠等人繼續進行這項工作，為建省做出了貢獻。 有學者指出，在新疆建省及其建署最后完成的過程中，劉錦棠做了大量的工作，因此我們“絕不能忽視新疆建省的最終執行者和完成者——劉錦棠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此外，建省后，他作為首任新疆巡撫，為完善新疆政權建設，恢復和發展生產，“長期操勞，建樹尤多”。
有學者考察了建省后劉錦棠的作為，首先是采取措施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主要有:（1）裁兵屯田——將清軍中一部分老弱兵丁裁汰下來，撥給土地，令其耕作；（2）遣犯屯田——發遣內地絞罪減流人犯，到新疆開荒種地；（3）移民實邊——吸收內地農村中破產的農民來新疆務農。這些屯墾措施對恢復新疆社會經濟起了重要作用。其次是興辦文教。第三是邊防建設。[44] 還有學者對左宗棠與劉錦棠在新疆建省方案上的分歧做了分析:左的方案是新疆設行省，督撫并設；將新疆劃為北南兩路，北路以烏魯木齊為中心，為總督治所，南路以阿克蘇為中心，為巡撫治所，下屬廳、州、縣近30個。劉的方案是仿照江蘇建置大略，添設甘肅巡撫一員，駐烏魯木齊，仍受陜甘總督節制，管轄哈密以西南北兩路各道廳、州、縣，并請賞加兵部尚書銜，俾得統轄全疆官兵；設甘肅關外等處地方布政使一員，隨巡撫駐扎；舊有鎮迪道，援福建、臺灣之例賞加按察使銜，令其兼管全疆刑名、驛傳事務。“應該說，劉錦棠的建省方案較之左宗棠的相關方案要更為切實、可行。經過慎重考慮，清廷最終批準施行的是劉錦棠的建省方案”。
另有學者也指出，劉錦棠提出的改郡縣設官制的方案，比左宗棠“奏擬設立各官，稍為簡省”，“比較切實可行”。[46] 有論者對新疆建省前后左宗棠和劉錦棠采取的主要措施做了梳理，主要有:（1）整頓吏治，廢止伯克制度；（2）肅清殘敵，加強邊界防務；（3）安民薄賦，發展農業生產；（4）盡地之宜，興辦蠶桑漁牧各業；（5）恢復傳統工藝，試辦現代工礦企業；（6）發展商業貿易；（7）改革幣制稅政，增加財政收入；（8）整修驛路，增辦近代交通郵電事業；（9）發展教育衛生事業。論者稱贊道，左、劉等人“審時度勢，抓住西征勝利的有利時機，爭取朝廷的批準，贏得民眾的支持，抵制各種反對意見，謹慎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新疆建省這一醞釀已久的大事得以完成，促進了新疆社會政治、經濟發生不可逆轉的重大變化，對鞏固國防，維護祖國統一，產生深遠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