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歷史上制約西藏人權的發(fā)展因素
人權觀念不是憑空建立起來的，它離不開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這個基礎。歷史上西藏地方的發(fā)展長期滯后，而影響西藏發(fā)展滯后的原因較多：第一，自然環(huán)境的因素。主要包括:（1）自然生存條件差，如高海拔、缺氧氣、植被稀少、沙化嚴重等。（2）災害多，如風暴、霜雹、人畜疫情等較多。（3）高山崇嶺阻隔，與外界交往困難。第二，歷史文化因素。西藏地方的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起點低，并受保守傳統(tǒng)觀念影響，特別是藏傳佛教重來世、輕今生，重精神、輕物質(zhì)，重宗教、輕世俗等觀念的影響，大批優(yōu)秀人才匯集寺院，皓首窮經(jīng)，脫離社會生產(chǎn)，脫離科技發(fā)展進步的事業(yè)，不僅未能成為促進社會發(fā)展的中堅力量，反而成為社會的寄生群體。第三，政教合一的封建農(nóng)奴制制度，成為西藏地方長期發(fā)展滯后的重要因素，束縛人體，禁錮人精神，摧殘人性的政教合一制度，像一道鐵幕，阻隔著西藏地方發(fā)展的希望和人民追求人權的夢想。這幾方面的因素相互關聯(lián)，相互影響，只有通過經(jīng)濟發(fā)展、社會變革、科技文化進步才能加以改變，但是歷代封建統(tǒng)治者和西藏地方統(tǒng)治者都沒有能力實現(xiàn)這種歷史性跨越，盡管他們曾經(jīng)做過某種程度上的嘗試，最終均以失敗告終。在這樣的經(jīng)濟社會條件下談人權，顯得蒼白無力。
二、舊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下的西藏人權
人權不僅與社會的經(jīng)濟發(fā)展、文明進步有關，也是分階級的。在舊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農(nóng)奴制統(tǒng)治下，不是所有人都沒有人權，只是那一部分人的數(shù)目很小。當時只占人口5%的世俗貴族、上層僧侶和官員，就非常滿意那種體制下的“人權”，他們不僅驕奢淫逸，而且作威作福，掌握著占人口95%的農(nóng)牧民的生殺大權。
不僅藏文漢文資料對此有大量記載，就連進入西藏的外國人都曾深切感受到舊西藏人權狀況的惡劣。英國人貝爾在《十三世達賴喇嘛傳》中稱，作為“黃帽僧侶之喇嘛，黑頭俗人之主宰”的十三世達賴喇嘛是“名副其實的獨裁者，……他比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有過之而無不及。他不能像他們那樣用三寸不爛之舌，更不能用無限廣播（即便有廣播的這一套東西）來謀取地位。但他有比口才或無線電更厲害的東西，因為他能在今生與來世里進行賞罰。”讓你來世當豬或做人，當大官或當大喇嘛。埃德蒙·坎德勒在他的《拉薩真面目》一書中說：“喇嘛是太上皇，農(nóng)民是他們的奴隸。……毫無疑問，喇嘛采用了精神恐怖手段以維持他們的影響和將政權繼續(xù)控制在他們手中。”查爾斯·貝爾在《西藏志》里說：“西藏仍在封建時期，其貴族握有大權，勢力浩大，貴族與僧侶，共同盤據(jù)政府中的重要位置，其財產(chǎn)之巨大，亦不弱于寺院。貴族對于佃農(nóng)，可以行使官府權力……沒收牲口，罰款、笞杖、短期拘禁以及其它一切處罰，貴族皆得隨時行之。” 大衛(wèi)·麥克唐納在他的《西藏寫真》里寫道：舊西藏刑罰嚴酷，“其最普通的刑法，凡遇死罪，能將犯人縫于皮袋之內(nèi)，而擲于河中，以俟其死而下沉……迨其已死，于是將其尸體，由皮袋取出而支解之，以四肢和軀體投之河中，隨流而去……”法國藏學家亞歷山大·達維·尼爾在她的《古老的西藏面對新生的中國》中說：舊西藏，所有農(nóng)民都是終身負債的農(nóng)奴，他們身上還有著苛捐雜稅和沉重的徭役，“完全失去了一切人的自由”。崔比科夫在《佛教香客在圣地西藏》里說：“強大的僧侶勢力掌管一切，但僧侶也有高低之分，過著天上地下的生活。即使是在寺院里，普通僧人也隨時面臨著刑罰，甚至死刑……”人們能從這里看出達賴集團所描述的“香格里拉”圖景么？舊西藏分明是農(nóng)奴主的天堂，農(nóng)奴們的地獄。
三、達賴喇嘛及其流亡集團控制下的人權
流亡國外的達賴集團所代表的依然是上層農(nóng)奴主的人權和利益。1959年3月，達賴集團為阻撓民主改革，維護政教合一的封建農(nóng)奴制而發(fā)動了武裝叛亂。同年9月，叛亂失敗并逃往印度的原西藏地方政府官員、貴族，其他藏區(qū)的土司頭人、上層僧侶和叛亂首領，在印度達蘭薩拉召開所謂第一屆“西藏人民代表大會”，宣告成立“西藏噶廈政府”，即“西藏流亡政府”，公布所謂“西藏國憲法大綱草案”，宣布達賴喇嘛為政府首腦。1963年10月公布“西藏國憲法”（1991年修改后稱“流亡藏人憲法”），尊達賴為“國家元首”，其目標是實現(xiàn)“西藏獨立”。
首先，他們實行的依然是達賴喇嘛領導下的政教合一的神權專制。達賴集團的偽憲法明確規(guī)定達賴喇嘛是流亡政府的最高首腦，“政府的一切職權都屬于至尊的達賴喇嘛”、“政府的一切職能均以達賴喇嘛的名義進行”。他們所建立的體制是政教合一的農(nóng)奴主專制體制，盡管貼上了“三權分立”的標簽，但是完全保留著“甘丹頗章”、“噶廈”、“噶廈官員會議”、“譯倉”、“攝政”、“攝政會議”、“甘丹赤巴”、“三大寺”、“乃瓊護法”等政教合一組織。
其次，這個流亡集團保持著僧俗農(nóng)奴主掌權的故有形態(tài)，并維護農(nóng)奴主利益。達賴集團由以達賴家族為代表的上層僧俗貴族組成，只代表少數(shù)人的利益。他的家族成員都在其政府中占據(jù)要害部門，其中有5人擔任過噶倫、首席噶倫。其他貴族如索康、宇妥、凱墨、桑都、帕拉、詹東等家族也多有機會把持噶倫和達賴秘書長等重要職位，并利用職權攫取更多的不正當收益。
第三，普通流亡藏人依舊處在被奴役的地位。除了少數(shù)移民西方國家者之外，流亡藏人大多居住在達蘭薩拉的貧民窟，不能加入印度國籍，只能寄人籬下，飽受語言不通、情感隔膜之苦，還要向流亡政府交納“獨立捐”等，根本沒有什么人權可言。
第四，達賴集團不遺余力地破壞西藏和其他藏區(qū)人民的生存權和發(fā)展權。達賴集團叛逃印度近五十年來，不僅沒有為西藏社會進步、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做過任何有益的事情，反而做了大量危害境內(nèi)西藏各族人民權益的事情。早年，他們武裝騷亂邊民生產(chǎn)生活，近年來則滲透破壞，乃至策動嚴重暴力事件，直接威脅到西藏和其他藏區(qū)人民生命財產(chǎn)的安全，擾亂了正常的社會秩序。1987年到1989年拉薩騷亂，以及2008年3·14拉薩嚴重暴力事件，再次證明了他們破壞西藏人民生存權和發(fā)展權的卑劣本質(zhì)。
四、達賴集團奢談“西藏人權”的真正意圖
達賴集團奢談的“西藏人權”十分虛偽，而且用意不良。一個昔日政教合一農(nóng)奴制體制的總頭子，搖身一變轉而大肆奢談“西藏人權”，進而指責中國政府和人民踐踏人權、謊稱“西藏人民沒有人權”，甚至還獲得了西方主子賞賜的“人權斗士”的封號，這本身就是古今中外頭一樁奇事。如果達賴的這些言論名副其實的話，自然應該對其大加贊賞。然而，事實并非如此，達賴集團口口聲聲喧囂的“西藏人權”，不僅手法不高明，而且其目的更不可告人。
達賴集團對中國共產(chǎn)黨西藏政策的指責，大多建立在謊言和造謠的基礎之上，在1988年達賴喇嘛發(fā)表的所謂“施特拉斯堡聲明”中，造謠說中國政府踐踏“西藏人權”，向西藏遷移人口。甚至說，在西藏地方藏族變成少數(shù)；西藏人民沒有言論自由，只好由他們來代言等等。1955年曾經(jīng)應邀到過西藏，親歷西藏政教合一農(nóng)奴制狀況的《俄羅斯報》資深評論員奧夫欽尼科夫指出：把十四世達賴喇嘛說成是“人權保護者”的論調(diào)“絕頂荒謬且極端無恥”，“達賴對慘無人道的封建農(nóng)奴制度應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有人把他說成是‘人權保護者’，誣陷中國共產(chǎn)黨在西藏推行漢化和種族滅絕政策，類似言論中只有三種成分：無知、無恥或出于私利背叛公正。”這可謂一語中的，直擊要害。德國周刊《我們的時代》刊登的題為《這并不關系到人權》的署名文章，同樣抓住了達賴集團鼓噪“西藏人權”的要害：“這些人，在他們統(tǒng)治期間肆意踐踏西藏人民的尊嚴和人權，今天卻裝出一副人權的維護者的面孔來”；“他們希望借助西方反華勢力，將西藏從中國分離出去。只不過在今天的現(xiàn)實情況下，他們不能大聲喊出來，因此只得試圖通過要求‘高度自治’來維護西藏的‘宗教和民族文化’。”由此看來，狐貍再狡猾終究會露出尾巴，更難逃智者的慧眼。達賴集團善于打扮，巧言令色，使盡了渾身解數(shù)，也變化了種種手法，但是始終不變的只有分裂祖國、實現(xiàn)“西藏獨立”的罪惡夢想。作為西方反華勢力工具的達賴集團，他們的這一夢想最終注定是要落空的。（張云/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歷史所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