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腐敗問題

　　打破“尋租空間”，取消“保護補貼”

　　像電信、像交通、像銀行業的壟斷，有壟斷就會有壟斷利潤，有壟斷利潤就會進行尋租。維持這些保護措施帶來的代價就是在經濟快速發展的過程中，腐敗和收入分配差距越來越大。

　　國內也是一樣，在雙軌制時候確實為了讓不具比較優勢的國有企業能夠生存，不得不給它保護補貼。在金融上面進行抑制，就是以大銀行、股票市場作為金融體系的核心，大銀行基本上都是給這些大企業提供融資服務的，資金價格是低于我們這個發展階段應該有的資金價格，很多上市老板把募集來的錢當成賺來的錢。這些大企業都會得到補貼，那是誰補貼它們？就是這些把錢放到金融體系而得不到金融服務的小農戶、小企業，有的在服務業，有的在制造業。相對窮的人補貼相對富的人，收入差距就會越來越大。為了拿到這個補貼，當然你就會去行賄受賄，于是收入分配差距越來越大，腐敗現象越來越大。

　　資源產品也是一樣。按照憲法規定，礦產資源屬于全國人民所有，但不是全國人民一起開采。1983年前沒有問題，開采的企業都是國有企業，開采權基本上是免費取得的，產品賣的價格也很低。1983年以后，礦山企業進行改革，民營企業可以進入，外資企業也可以進入，允許多種所有制競爭；1993年后，資源價格和國際接軌，但是取得開采的稅和費非常低。比如說，這個礦可能有幾十億、幾百億，取得這個開礦權也不過是幾千萬，拿幾千萬就能夠獲得幾十億、幾百億元的資產，誰都要想辦法得到。造成的問題不僅是收入差距越來越大，而且是尋租腐敗的普遍。我們經常在媒體上看到，山西一些地方的地礦局長幾年就可以積累幾十億元資產。這就是尋租來的，就是腐敗。

　　還有一些服務業的壟斷，像電信、像交通、像銀行業的壟斷，有壟斷就會有壟斷利潤，有壟斷利潤就會進行尋租。在過去，在轉型過程當中，因為當時有一些資本很密集而又無法缺少的行業，如果不進行保護的話，就無法存在。維持這些保護措施帶來的代價就是在經濟快速發展的過程中，腐敗和收入分配差距越來越大。

　　現在，我覺得應該可以把這些保護補貼取消掉。“此一時，彼一時”，當時我們是低收入國家，一直到2003年我們都還是低收入國家，現在已經是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資本已經不是那么短缺。原來不具有比較優勢的行業，現在已經具有比較優勢。

　　釜底抽薪的解決方式就是像十八屆三中全會所講“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上起決定性作用”。什么是決定性作用？就是價格由供需來決定，而不是由行政計劃來決定。如果金融的價格，比如說利率放開，貸款利率和儲蓄利率放開那就沒有補貼了，沒有補貼就不會有尋租，儲蓄者就可以得到足夠的回報。資源稅費提高到國際水平，那么資源就變成一個正常性的行業，就不再是一個暴利行業。然后，將因為減少補貼而獲益的政府財政支出用于社會福利等各方面的改善，這樣就會釜底抽薪地解決收入分配不均和腐敗現象。

　　3 環境問題

　　中央協調解決“囚徒困境”

　　用中央政府的權威把各個地方政府都找來，如果各地都執行，那么“囚徒困境”不就打破了嗎？大家都執行，就不存在我執行我吃虧。我覺得我們可以利用社會主義優越性，這個問題可以得到緩解。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污染問題，這個問題大家都很關注。但在這點上，我們也必須實事求是，因為經濟發展是一個技術產業結構不斷調整的過程。一個國家開始時，一定以農業為主生產非常分散，能源的使用和排放非常少，經濟發展以后進入到制造業，能源使用的密度高，排放密度高，而且又比較集中，所以污染會比較嚴重。經濟發展再繼續發展進入到服務業，服務業能源使用密度低、排放少，再加上經濟進入高收入階段，資金充裕，所以環境治理能力強。

　　一般來講，環境一般是開始破壞以后才開始治理和完善的。老工業化國家如英國、德國、美國、法國是這樣子的，新工業化的經濟體像日本、像韓國也是這樣，我們沒有辦法違背人類發展的自然規律。環境問題即使不喜歡我們也要面對，但是我覺得我們還可以做得更好。

　　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點，現在的技術應該比三十年前、五十年前的技術好，排放密度可以下降。第二點，我們環保執行有很大問題。國家和地方都有環保標準，也有環保部門，各個地方在投資的時候必須按照環保標準提供減排設備和排污設備，不然，你不能建設，不能夠開工，但是問題在于有了設備你用不用？從企業的角度來講，用了以后成本會增加，能不用則不用。但問題是有的地方不愿意監管，真的監管企業經營成本就提高了，誰監管得嚴，誰就會吃虧。這里邊就會出現我們經濟學中所講的“囚徒困境”。

　　如果你到工廠去看，這些排污設備情況怎么樣，但是什么時候用？只有來檢查時候用，我當政協委員時去考察，那些火電廠、煉鋼廠知道我們政協委員來檢查，車隊遠遠還沒到的時候冒著黑煙、白煙，等到我們到的時候黑煙、白煙就沒有了，等到我們在現場檢查，他說這是德國進口設備。但是我們車隊走了幾公里以后，一望煙又冒起來了，這絕對不是假話，是我親眼所見。

　　所以，一方面，我們心理必須有準備，這些污染的問題我們不能理想主義，不能說手上拿著蛋糕，同時又要把它吃掉，同時手上還要有蛋糕。但是我們可以做到比現在更好，怎么樣做得更好，用中央政府的權威把各個地方政府都找來，過去的事不管，從今天開始哪個地方不執行，哪個地方政府領導下臺。如果各地都執行，那么“囚徒困境”不就打破了嗎？大家都執行，就不存在我執行我吃虧。我覺得我們可以利用社會主義優越性，這個問題可以得到緩解。

　　本文根據林毅夫教授在北京大學曹鳳岐金融發展基金主辦的經濟與金融高級論壇(92期)演講錄音整理，有刪節。

　　□林毅夫(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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