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旺報》刊登了臺北陳虹妤的文章，在文章中，作者表達了存在于大陸和臺灣的送禮文化的批判。

　　文章摘編如下：

　　大陸朋友最近得意地告訴我，他家的小寶貝在學校成績突飛猛進， 不過厲害的不是他家小寶貝，而是他，因為他準備了一個2000元的 紅包給老師，孩子的座位因此調到了第一排，上課時接受老師最實時的指導和糾正，因此學業成績出現顯著的進步。

　　同個時間，同事小劉則無奈地告訴我，中秋節前一天老師要到家里做家庭訪問，我驚訝表示今年中秋連著大陸十一假期，況且平常老師星期六都不用上班，又適逢假期，怎么挑這個時間來做家庭訪問？他告訴我，在這個時間點的訪問，背后更大的意義在“釋放訊息給家長 ”，而他準備了兩盒月餅，希望把高個子女兒座位調到第三排。

　　我還記得求學階段，印象最深刻的是每到學期初大家在教室外面排排站，由矮至高排隊，接著依序進入教室從第一排坐起，當時的我們個個卯足了勁抬頭挺胸，除了期待自己長高之外，也不喜歡位置太前面，因為總感覺坐在前面會受到老師太多的關注，還要吃進好多粉筆灰，只是沒想到我們拼了命地想往后面坐，羨慕那些高個子同學的時候，原來有許多爸爸媽媽這么用心計地要把我們往前送，我好奇這些孩子們知道自己的父母在背后著墨這么多嗎？

　　我一直以為所謂的送禮文化、紅包文化大多存在于政治界和商場，沒有想到這樣的潛規則已經向下扎根至教育界。就像在我求學階段，臺灣的教育界也存在一些游戲規則，舉例來說，放學后老師私下舉辦收費的課后輔導，往往會泄露隔天小考的考題或進行重點提示給有參加的學生，當家長看到孩子成績提升，以為這錢花的值得，卻少有人去追究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