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這也是對美國的呼應和支持。美國近年來高度重視提升東南亞國家的海上能力,特別是其態勢感知能力,并在2015年“東南亞海上安全倡議”提出5年內斥資4.25億美元資助東南亞國家加強海上能力建設。日本的舉措是與美國相向而行的。

　　再次,基于政府層面的積極推動,防務裝備出口成為日本與東盟各國強化防務關系的重要支柱。從日本方面來看,基于其國家利益和國防工業發展需要,自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則”后,安倍政府在推動向東盟國家武器出口方面非常積極。安倍多次造訪東盟國家,每次均把防務裝備出口作為重要議程與目標。同時,日本已與菲律賓、越南、印尼、馬來西亞等國建立了伙伴關系,甚至外長和防長的“2+2”磋商機制,為防務裝備出口創造了良好平臺。

　　從東盟國家來看,東盟各國近年來積極推進防務裝備現代化,加大從國外采購先進裝備力度,但各國國防預算有限,因此采取裝備進口來源多樣化戰略,一方面讓多個換選項展開競爭,另一方面利用日本所提供的優惠軍購條件(如貸款或租借),以降低采購成本。而且,一些東盟國家考慮到制衡中國的需要,日本在東盟國家防務安全戰略中的地位有所上升。

　　短時間內難有質的突破

　　日本向東盟國家出口武器裝備,具有技術和地緣上的一定優勢,而且日本愿意向東盟國家提供援助或優惠貸款以及技術轉讓,這對東盟國家頗具吸引力。結合日本5月份將派遣“出云”號直升機航母前往南海,以及日本領導人在就南海問題的一系列表態。不難發現日本正在強化對東盟國家的武器出口,并借此提升東盟各國海上能力,以對中國構成牽制。

　　但是,日本武器出口也面臨一些挑戰。

　　一方面,是日本軍工企業自身的競爭力問題。日本的部分裝備雖然性能較好,但由于其軍工企業多年來只是面向國內需求,在角逐海外市場時相對來說缺乏推銷和談判經驗,加之價格偏高,因此在競標中往往處于下風。2016年,日本“蒼龍”級潛艇在澳大利亞新潛艇項目競標中敗給法國,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另外,日本的武器裝備并沒有經過實戰檢驗,也會造成一些國家在采購時有所顧慮。

　　另一方面,是政府各部門之間的協調問題。隨著日本越來越多地對外出口防務裝備,許多相關部門會介入其中,包括負責生產裝備的各軍工企業、負責提供政府開發援助的外務省、負責審查執行的“國家安全保障內閣會議”、以及負責裝備使用和人員培訓的防衛省、自衛隊等。在整個裝備出口過程中,需要這些部門之間密切配合,打破部門利益的藩籬。

　　此外,日本國內部分民眾的反對也是一個重要影響。日本政府放寬對武器出口的限制,已經引發了日本部分愛好和平的民眾的強烈反感。他們擔心,新“三原則”的通過以及安倍政府其他一系列試圖突破“和平憲法”的政策,會使日本變成給一個軍事力量逐漸膨脹的國家,導致日本陷入軍事沖突的可能性增加。而且,即便是日本的軍工企業,目前在出口防務裝備方面仍持比較謹慎與低調的態度。另外,武器出口后最終走向和用途的監控、東盟國家在采購裝備時追求多元化和大國平衡等因素,也是必須考慮的。

　　可以說,短時期內,日本對東盟國家防務裝備出口可能仍將保持較小的規模,出口裝備類型也相對有限,仍以巡邏艇、水陸兩用飛機、雷達等不太敏感的裝備為主,且強調其軍事和民事雙重用途(如可用于搜索救援、救災等),以避免引起外界的高度警惕。但隨著地區海洋爭端矛盾的上升,以及日本政府國家正常化的推進,其推動防務裝備出口的大趨勢不會改變,腳步很可能逐步加大,這值得中國警惕并予以關注。

　　(作者為軍事科學院外國軍事研究部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