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美國中東戰略失利連連，引起美國內朝野和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

　　首先，美國軟實力下降，喪失地區民心。據美國佐格比公司的民調顯示，78%的阿拉伯人討厭美國，更有80%的阿拉伯人認為美國和以色列是其最大安全威脅。9月，一部詆毀伊斯蘭教先知的美國影片激怒了伊斯蘭世界，憤怒的利比亞班加西示威者襲擊了美駐班加西領館，導致美駐利大使史蒂文斯等4名美國人遇難。對于大使遇難，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曾問自己，“為什么在一個我們幫助解放的國家、在一個我們幫助拯救的城市會發生這樣的事情？”答案正如道格·班多在《華盛頓的中東政策愚蠢可笑》一文中講的那樣，“正是西方干涉利比亞內政，才使得最近的一系列暴力事件成為可能”。埃及總統穆爾西則認為，“歷屆美國政府支持獨裁政府，而非民眾反抗活動，支持以色利，而非巴勒斯坦。這就實際上造成了用美國納稅人的錢換回了該地區人民的不滿，如果還談不上是憎恨之情的話。”

　　其次，地區伊斯蘭勢力崛起。隨著政治風暴席卷地區各國，伊斯蘭勢力，尤其是穆斯林兄弟會日顯活躍，借“美式民主”進程，乘勢而上，他們先后在突尼斯、埃及、摩洛哥、科威特、利比亞、也門等國贏得了政權或在議會得勢，從而改變中東政治版圖。然而，他們借用“美式民主”，卻反對“美式民主”，反對美國主導國際事務，堅持獨立、不結盟。9月13日，法國《費加羅報》網站載文稱：“現在，隨著阿拉伯世界頻發暴動，美國燃起的樂觀情緒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永遠消失。華盛頓面臨著伊斯蘭勢力明顯崛起、對曾經視為盟友的國家的影響力不斷下降的局面。”

　　另外，伊朗勢力坐大。一年來，面對美國威脅，伊朗擴軍備戰，發展軍工企業，國防實力大增，還舉行多次軍演。此外，面對西方經濟制裁，德黑蘭對內推行一系列措施，嚴厲打擊哄抬物價和囤積居奇等行為；對外則發動外交攻勢，廣泛交友，并借在德黑蘭召開不結盟國家峰會之良機，有力地回擊了西方孤立伊朗的圖謀。從整體上講，美強伊弱。但具體到海灣地區，美國恐怕有點“強龍難壓地頭蛇”，伊朗占天時、地利。基于自身利益和以色列及海合會成員國的安全，美國對伊朗也不得不有所顧忌。

　　第四，阿拉伯轉型四國同美國拉開距離。突尼斯、埃及、利比亞、也門四國新政權吸取教訓，紛紛調整對外政策，由過去親美調整為相對獨立、平衡、不結盟。穆爾西執政后，首先訪問了沙特、中國，而非美國。9月12日，奧巴馬總統在一次訪談中表示，埃及 “已經不再是美國的盟友”，但“也不是敵人”。穆爾西則暗示，埃及不會對西方國家持敵對態度，但也不會像穆巴拉克那樣唯命是從。

　　第五，美國在伊拉克的“樣板效應”消失。華盛頓利用9年的時間，在伊拉克推行西方民主。為了打造中東地區的民主樣板，美國耗資上萬億美元，傷亡約4萬人。但自2011年底美軍撤離伊拉克后，美式樣板也就空殼化了。伊拉克上層、教派族群、地方勢力與中央政府爭斗激烈，恐怖爆炸、重大惡性事件時有發生，社會動蕩不已。另外，巴格達在敘利亞和伊朗問題上同美國唱反調，這令美國人十分“痛心疾首”。人們不禁要問，早知如此，何必當初？！美國的“普世價值觀”不靈了。他們只能自食其果。(作者劉寶萊系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前副會長、前駐中東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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