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這是一個“紅生萬物”的時代。隨著網絡的發(fā)展，催生了網絡紅人，出現(xiàn)“網紅”產業(yè)，興起“網紅”經濟。很多青少年，甚至竟將“網紅”定位為將來最期望的職業(yè)。

　　客觀地說，“網紅”也不是洪水猛獸。這個時代，站在互聯(lián)網風口，豬都能飛起來，何況是有看點、有炒點的“網紅”呢？社會原子化、娛樂瘋魔化，價值的多元、輿論的分野……給了“網紅”勃興與風靡的最佳土壤。三觀正、有節(jié)操，“網紅”也可以“最美”；可一旦陷入眼球經濟的“名利場”，這個時候，資本只要稍稍拋個媚眼，“網紅”經濟就容易走火入魔。

　　當下，“網紅”亂象叢生，涉毒、涉暴、低俗、色情、騙局、謠言……，難以言盡，尤以網絡直播為甚。2016年，中國網絡直播迅猛發(fā)展，境內各類網絡直播平臺已達400余家，一些大型網絡直播平臺注冊用戶過億，月活躍用戶超千萬。然而，低俗、色情等內容屢禁不止。8月27日，央視以 “網絡直播的‘黃’與‘黑’” 為題進行了長達十五分鐘的專題報道，貓撲、映客、熊貓TV、虎牙等著名直播平臺因傳播低俗色情內容，以及弄虛作假存在利益捆綁等黑幕赫然在列。為了紅，真是蠻拼的：法律的底線不要了、道德的底褲也不穿了，少數(shù)“網紅”以網絡技術為引擎，將文明社會向后逆轉數(shù)百年——要么身體誘惑、要么瘋狂飆車、要么猥瑣搭訕，各自在販賣三俗的路上越走越遠。

　　當恥感成為流俗的笑點，“網紅”帶壞的，就不只是小孩子的職業(yè)志向。一來，它無情消解了這個社會的核心價值與正能量。波茲曼在《娛樂至死》中，早就表達了對這種泛娛樂文化肆虐的警示與憂慮。如果一切都被“網紅”文化解構，是非界限含混、美丑面目不清，怎么開心怎么玩，怎么“出位”怎么博，那網絡狂歡就成了另一種精神層面的金迷紙醉。

　　二來，它為急功近利、惟利是圖等市儈思維提供了堂而皇之的樣板，宣揚并復活了本該成為過街之鼠的拜金主義、媚俗主義等。一夜躥紅、一朝暴利，浮躁心態(tài)在“網紅”暴發(fā)戶思維中演繹著另類的“人生巔峰之路”。溫文敦厚的公民理性，剛毅鏗鏘的公序良俗，都會在“網紅”經濟的變現(xiàn)思維中遭遇糾纏不休的挑釁。

　　此外，一味迎合、只有夸張的“網紅”路線，也在嘲諷著華夏文化的精神與風骨；尤其是在公共事件與公共利益上，少數(shù)“網紅”故弄玄虛的聲音、偏激極端的話語，戕害的是社會秩序的安全與穩(wěn)定。

　　對于當下的各種“網紅”亂象，監(jiān)管要管、平臺要治，而“網紅”們更當自重自強。無論是有形的“網紅公約”、抑或是無形的規(guī)則力量，“網紅”和平臺若能恪守道德與文明的底線，遵守法律法規(guī)的“紅線”，在眼前利益的誘惑下“不畏浮云遮望眼”，主動承擔社會責任，自能擘畫出中國“網紅”版圖的新天。一句話，網紅不該淪為低俗的“代名詞”，自制力與自潔力當成為“網紅”現(xiàn)象的“標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