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偉鋒

　　紅軍長征，是一部氣壯山河的戰爭史詩，充滿著苦難與輝煌，也一直給人留下巨大的思考空間。大家關心的問題很多，其中一個就是：為何踏上長征路？下面，筆者結合當時的宏大歷史背景，試著從客觀與主觀、內因與外因、國內與國際等因素相結合的角度，來探尋歷史的真相。

　　敵強我弱，是紅軍踏上長征路的客觀原因。國民黨之強大，就在于掌握全國政權，操縱國家軍隊，控制經濟命脈；與之相比，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和紅軍則十分弱小。蔣介石始終把共產黨和紅軍看作“心腹之患”，而視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不過是“皮膚小病”，無關痛癢。1931年8月22日，蔣介石在南昌說：“中國亡于帝國主義，我們還能當亡國奴，尚可茍延殘喘，若亡于共產黨，則縱肯為奴隸亦不可得。”為此，不惜犧牲民族利益，對日本的侵略一味妥協退讓，以爭取時間來實現他的剿共計劃。從1930年10月至1932年底，他對革命根據地連續發動了四次大規模“圍剿”，但都以失敗告終。為了發動第五次“圍剿”，蔣介石做了多方面的準備：政治上，在根據地周圍地區實行保甲制度和“連坐法”；經濟上，對根據地實行嚴密封鎖；軍事上，采取持久戰和“堡壘主義”的新戰略。在國民黨的新戰略之下，紅軍十分被動，根據地日益縮小，軍力、民力、物力消耗巨大。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紅軍被迫踏上向西突圍的征途，開始了著名的長征。

　　黨內“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領導，是紅軍踏上長征路的內部原因。1931年1月召開的黨的六屆四中全會，開始了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在中央的統治。在錯誤路線的影響下，普遍開展肅反斗爭，殺害了大批領導干部和戰士，損傷了根據地的元氣。1933年初，臨時中央遷到中央根據地后，全面推行“左”傾路線，放棄過去幾次反“圍剿”中行之有效的積極防御方針，主張“御敵于國門之外”，使紅軍陷于被動地位；在進攻遭受挫折后，又采取消極防御方針，實行分兵防御、“短促突擊”，企圖用陣地戰代替游擊戰和運動戰，同裝備優良的國民黨軍隊拼消耗。這樣，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結局就不可避免。中央紅軍最終只能實行戰略轉移，向國民黨統治薄弱地區和抗日前線進軍。此后，紅二十五軍、紅四方面軍、紅二和紅六軍團為沖破國民黨軍事“圍剿”，配合中央紅軍長征，共同實現北上抗日，相繼從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川陜革命根據地、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出發長征。

　　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是紅軍踏上長征路的外部原因。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東北三省，虎視眈眈地窺視整個中國，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這時，中日民族矛盾逐步取代了國內階級矛盾，成為主要矛盾，這在客觀上要求中國共產黨制定正確的策略，包括紅軍作必要的戰略轉移，以適應抗日斗爭的需要。在新形勢下，中國共產黨雖然身處逆境，被國民黨“圍剿”，但依然以民族大義為重，把民族矛盾作為自己制定方針政策的考慮因素，向全國發出了武裝反抗日本侵略者的號召，提出停止內戰、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廣泛動員和組織抗日救亡運動。可以說，北上抗日已是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在當時進行革命的大目標。而長征的勝利，使這個大目標得到了實現。

　　共產國際的指導，是一個重要因素。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加入共產國際，成為它的一個支部。因此，黨在早期的重大路線方針政策，都同共產國際有直接或間接的關系。在共產國際代表的全力支持下，王明在中央占了統治地位，其“左”傾錯誤路線持續時間長，危害大。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軍事顧問李德不顧中國國情，照搬蘇聯經驗，進行瞎指揮，加重了根據地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危機。1934年5月，中共中央醞釀中央紅軍主力戰略轉移時，曾報告共產國際。6月，共產國際回復中共中央，就反“圍剿”斗爭作出新的指示，并同意作戰略轉移的準備工作。9月17日，中共中央將戰略轉移計劃報告共產國際。9月30日，共產國際復電同意。不久，紅軍開始踏上了長征路。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紅軍長征創造了中外歷史的奇跡，我們要繼承和弘揚好偉大的長征精神。”今天，我們探析紅軍在怎樣的背景下踏上長征路，不僅僅是為了回顧那段血與火的歷史，更重要的是汲取前進的智慧和力量，繼續新的長征，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作貢獻。（作者為中央黨史研究室宣教局網絡宣傳一處副處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