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西壯族自治區柳州市廣雅路一棟農民工宿舍樓,一簾之隔住著兩對夫婦。黃河攝
▼2013年4月15日,上海“集裝箱村”。鑒于擔心這種集裝箱房屋的安全問題,生活在這個“集裝箱村”的居民近期將被政府重新安置住所。
5月的北京終于有了初夏的感覺。對于大多數人來說,這是個美好的季節。而對于張良來說,卻意味著難熬的日子又開始了。
“夏天來了,各種蟲子也跟著來了。蚊子蒼蠅就不說了,更難以忍受的是‘潛伏’在床板中的蟲子。”張良目前正在北京市昌平區北七家鎮一處建筑工地做裝修工作,他告訴記者,“去年夏天,我就沒睡過一個安穩覺,都是讓蟲子鬧的。”
“一般來說,農民工大多都很年輕,這使他們對自己的健康狀況都很自信,即使患病也不太在乎,但實際上惡劣的居住環境還是給他們造成了身體傷害。”北京市月壇社區醫院的體檢醫生向記者透露說,從對部分農民工的查體和咨詢來看,由于居住條件差,陰冷潮濕,農民工容易患上泌尿性疾病,而患病農民工接受正規治療的寥寥無幾。
60后:“有個睡覺的地兒就行”
大量的農民工“蜷居”在設施簡陋、人員情況復雜的雜亂出租屋內,即使是由雇主租賃的所謂宿舍,也同樣由于缺乏有效的管理措施而極度不安全
在與記者的對話中,“有個地方睡覺就行”似乎成為了張良的口語。
“那時候,我們根本沒有固定住處,干到哪兒就住到哪兒。”今年47歲的張良說,“工頭告訴你住一樓,你就自己到一樓隨便找,有塊地方擱下鋪蓋就沒人管了。這棟樓從一層到三層都住著我們農民工,吃喝拉撒全在里面,特別臟。”
張良說:“我們出來打工就是為了多掙些錢,讓家人、自己的小孩能過上好日子,所以只要有個地方睡就可以了。”
張良目前所住的房間在宿舍簡易房的一樓。晚上,一盞15瓦的燈泡發出暗淡昏黃的光,不到20平方米的空間內,擺著8張上下鋪。
宿舍內除了木板床沒有其他任何設施,床板則由幾塊木板或竹板并排釘在一起,上面則是一床多處有縫補痕跡、遍布污垢的薄棉被。整個房間散發出潮濕發霉與汗臭味相混雜的難聞氣息。
在另外一間房,記者看到,十幾平方米的空間里擺放了5張架子床,10人居住。床底下塞滿了五顏六色的蛇皮袋和雜物。
“天氣馬上就要熱了,又到了我們遭罪的時候了。”張良說話時充滿無奈,“夏天三十七八度的溫度,我們要堅持干12小時的重體力活,晚上回到宿舍,一身臭汗和灰塵,宿舍里熱得要命,只能把窗戶全部打開,忍受一夜的蚊蟲叮咬。”
“我的老鄉雖然一個月收入比我多1000多元,但不包食宿,租房子的花銷可受不了。”張良說,老鄉租住的房子是北京郊區一間樓上樓下80多平方米的民房,這套住房租住了5戶農民工家庭,大人小孩16口人,房間內走路需要側著身子。
張良說,他的另一個老鄉租住在南苑附近的民房內,每月租金800元,約12平方米的房間。“房里放兩張床,中間用一塊布簾隔著,不了解情況的人進去還以為是一家人,其實是兩家人共用一間房,我老鄉和他媳婦睡一張床,而另一張床上睡的是姐妹倆。”張良說,“這么睡覺你們可能覺得挺怪的,但我們只要有個地兒睡就行了。”
除了不舒服,這樣的居住環境還隱藏著極大的安全隱患。
這一點,記者在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檢察院的調研數據中得到了驗證:
“2011年,在出租房屋中發生的犯罪案件占全年同期受案數的不到一成；2012年,在出租房屋中發生的犯罪案件數超過全年受案數的兩成。”這是西城檢察院的檢察官向記者提供的一組數據。
西城檢察院的調研檢察官告訴記者,因為價錢便宜,大量的農民工“蜷居”在設施簡陋、人員情況復雜的雜亂出租屋內,即使是由雇主租賃的所謂宿舍,也同樣由于缺乏有效的管理措施而極度不安全。
“出租房屋內發生的犯罪在2012年呈現高發態勢,應當引起重視。”上述調研檢察官說,此類犯罪所涉及的罪名主要是侵犯財產權利和侵犯人身權利。其中,以盜竊罪和故意傷害罪居多,其他罪名還涉及搶劫罪和強奸罪。
80后:住房公積金夢想
“從成本角度,企業不愿意給外來農民工繳納；同時,繳納住房公積金造成農民工現時收入降低,異地之間公積金提取和轉移等問題,也給農民工使用公積金造成一定的障礙”
“一種有夢想的生活。”這是杜帆對于自己城市生活的期待。
目前做著快遞員的杜帆,正在找尋新東家,條件只有一個——給他繳納住房公積金。
“我上網查過了,新聞里說住房公積金是一個能幫我們實現‘居者有其屋’的制度。我也想在這座城市有自己的‘半畝三分地’。”杜帆說,不過他的很多同事由于害怕最后拿不到自己交的那部分錢,覺得這樣的規劃“一點也不劃算”。
“其實我對住房公積金也不太明白。你知道怎么用嗎?這個錢到時候怎么給我啊?不是只有國家單位才有吧?”面對記者,杜帆問個不停。
他告訴記者:“我們來的時候,公司給我們的承諾是兩年以后辦理三險一金,但到現在了還是沒辦。”
杜帆說,在此之前,他們這里有的人甚至都沒有聽說過住房公積金,因為他們覺得這是城里人才能享有的“福利”。現在,對于住房公積金,杜帆所在公司的人有兩種態度:40歲以上的人對住房公積金基本不考慮,他們就想多掙些錢回家；而年輕人則希望通過住房公積金,在城市里買下自己的房子。
“公積金好倒是好,但畢竟還要自己交一部分錢,而且,老板愿不愿意交另一半還是個問題。”杜帆的同事老張對記者說,“我們這些農民工,連簽個勞動合同都沒完全解決呢,還住房公積金,別做夢了。”
對此,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物流公司老板向記者表示:“農民工流動性很大,差不多每年都要輪換,要給他們全部繳納住房公積金的可能性不大。而且有些工人聽說自己也要交錢,也不太愿意。”
“說我們不愿意那就是個借口,只是老板自己不愿意出這些錢。但我們也確實有顧慮——如果有一天到其他城市打工,又或者哪天混不下去了,要回老家,那些交的住房公積金該怎么辦?”杜帆又是一堆問題。
對于住房公積金問題,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聯合發布的2013年《中國房地產發展報告No.10》中是這樣表述的:對于在城市買房的房款籌集方式,農民工也越來越接受公積金貸款和銀行貸款,特別是高收入農民工,尤其希望通過公積金貸款來提高自身的支付能力。目前外來農民工住房公積金繳納力度不夠理想,一方面從成本角度出發,企業不愿意給外來農民工繳納；另一方面,繳納住房公積金會造成外來農民工現時的收入降低,同時異地之間公積金提取和轉移等問題也給農民工使用公積金造成一定的障礙,這些因素制約了外來農民工住房公積金的繳納力度。因此,政府相關部門要制定完善外來農民工公積金提取和異地轉移的相關政策,逐步將符合條件的農民工納入城鎮住房的保障體系,提高外來農民工和用工企業繳納住房公積金的意識。本報記者趙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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