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大量勞動力常年離土離鄉，農村日趨“空心化”，費孝通先生所稱的農村“熟人社會”已悄然發生變化——

　　“無主體熟人社會”：一個值得研究的新課題

　　一個值得研究的新課題

　　費孝通先生曾把中國農村稱為“熟人社會”，然而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大量農村勞動力常年離土離鄉，農村日趨“空心化”，農村的“熟人社會”形態已悄然發生變化。鄉村雖然還是聚居社區，鄰里之間雖然還是抬頭不見低頭見的老熟人，但種種跡象表明，目前鄉村大量青壯年勞動力長年的異地化生活，已導致鄉村社會的日常生活運作有異于“熟人社會”的邏輯，或者說已日漸呈現出帕森斯所謂的“病態”。我把此“病態”的熟人社會(即青壯年大量離土離鄉后的農村社區)，稱為“無主體熟人社會”。“無主體熟人社會”具有以下若干不同于“熟人社會”的特征：

　　第一，輿論失靈。“熟人社會”的行為方式首先有賴于道德輿論壓力。輿論壓力的形成，又有賴于一定數量的生活共同體成員在口頭傳播中的輿論放大效應，只有“一傳十，十傳百”，才會產生“唾沫淹死人”的輿論效應。如果輿論的傳播僅僅“一”止于“十”或者無人可傳播，當事人則可能將輿論視為“耳邊風”，乃至膽大妄為，“如入無人之境”。在“無主體熟人社會”里，由于農村社會的主體成員大量缺席，自然村落范圍的道德輿論便難以形成“千夫所指”、“萬人共斥”的壓力，輿論失靈現象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

　　第二，“面子”貶值。有一種說法，認為“行為的‘道德’含量與行為主體面臨的道德輿論壓力成正比”，其所預設的前提是：每個人都是要“面子”的。可以說，“熟人社會”里的人群越是眾多，一個由有“面子”的人所締結的有效人際關系網絡就越寬廣，“面子”就越具有擴張和增值的能力。在“熟人社會”里，你敬我一分，我敬你兩分，大家無非圖個“面子”。給別人“面子”，事實上也是對別人抱有“回報”的期待。但在“無主體熟人社會”里，由于構成社會主體的中青年大量地長期不在村里，農村社區成員銳減，在村民看來，“面子”的效能難以擴展，其“含金量”明顯偏低。因此鼓勵了只顧眼前利益的“不要臉”的“一錘子買賣”，所謂“樹沒皮必死無疑，人沒臉天下無敵”。為蠅頭小利而不惜撕破“臉面”大打出手，為宅基地而寸土必爭絕情斷義，目前中國鄉村出現大量糾紛(如宅基地和水利糾紛)的深層原因，都可以從“無主體熟人社會”的行為邏輯中得到部分解釋。

　　第三，社會資本流散。隨著大量青壯年勞動力的外出打工，“無主體熟人社會”里的社會邊界是流動而模糊的，青年人已經與外部世界建立了各種具有實用價值的“朋友”網絡。從村民的人際關系的密切程度看，較為普遍的情況是，姻親關系超過了血親關系，而“朋友”關系又勝于親戚關系。少數在外闖蕩而終有所獲的農村人，他們根據人生成功程度的高低，來確定“家”的所在，掙夠50萬元者把“家”安在大城市，掙夠20萬元者把“家”安在縣城，而掙夠10萬元者也要把“家”遷到距真正的家鄉僅一步之遙的鎮區中心所在地。這些幸運者已在鄉村之外的世界體驗到了“成功”的喜悅，他們已沒有必要回到原先狹小的“熟人社會”里去爭得“面子”，贏取榮光，正所謂“外面的世界更精彩”。這樣，鄉村社區的社會資本開始外向運作，難以在社區內累積，本土的民間權威日漸沒落。本來，當村民之間出現糾紛時，民間權威尚能從中從容斡旋調停，但對“見多識廣”的外出打工的年輕人來說，并沒有多少人把本土民間權威的“說話”當回事，大家互不服氣，這就給惡勢力染指鄉村糾紛提供了機會——在沒人能夠調解的情況下，就請外來的惡勢力來“擺平”。

　　農村的“無主體熟人社會”實際上已具備了“陌生人社會”的部分特征，這種新現象增加了鄉村治理的難度和成本。從社會治理的角度來看，對“無主體熟人社會”的研究是值得加以重視的一個新課題。

點擊更多新聞進入新聞中心　要聞　時政新聞

[責任編輯：吳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