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臺灣問題專家徐博東今天在香港中評社發(fā)表專欄文章，分析回顧了中國共產黨幾十年來對臺方針政策發(fā)展脈絡。文章如下：

　　中國共產黨自1949年建國以來，始終都把實現臺灣與大陸的統一，作為自己神圣的歷史使命，并依據國內外形勢的發(fā)展變化，適時地制定、實施和調整對臺方針政策。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共產黨對臺方針政策的演變與發(fā)展，大致可以劃分為以下三個相互銜接的大的歷史階段：

　　第一階段：40年代末──50年代中，是“武力解放臺灣”階段

　　第二階段：50年代中──70年代末，是“和平解放臺灣”階段

　　第三階段：70年代末──現在，是“和平統一、一國兩制”階段

　　今天我們要談的，正是第三個歷史階段，也即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共產黨對臺方針政策的發(fā)展脈絡。

　　一、70年代末，中國共產黨對臺方針政策調整的背景

　　上個世紀70年代末，國際、國內形勢發(fā)生了新的重大變化。

　　國際方面：1978年12月16日，中美兩國經過多次曲折復雜的談判，發(fā)表了建交聯合公報,中美兩國關系正常化進程，終于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聯合公報明確宣布：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只同臺灣“保持文化、商務和其它非官方關系”，強調美國“承認中國的立場，即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中美建交意義重大，它不僅標志著中美兩國關系從此進入了一個新的發(fā)展階段，同時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解決臺灣問題的最主要的國際障礙，從而為中國共產黨提出并確立和平統一祖國的方針營造了良好的國際氛圍，創(chuàng)造了重要的國際條件。

　　國內方面：自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結束了長達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國共產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各個領域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撥亂反正”的整頓工作。特別是1978年5月，通過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沖破了個人迷信和“兩個凡是”的思想束縛。

　　在此基礎上，1978年12月召開了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全會果斷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等“左”的口號，決定從1979年起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這是中國共產黨建國以來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戰(zhàn)略轉折，不僅為中國的現代化建設指明了正確方向，同時也為中國共產黨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新的對臺方針政策的出臺奠定了基礎。

　　正是在上述國際、國內的背景下，70年末、80年代初，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二代領導集體，在毛澤東、周恩來關于爭取“和平解放臺灣”思想的基礎上，進一步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了“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新的對臺方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