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詩影響下的世界電影

　　是金子總會發光。最近剛剛橫掃香港電影金像獎的《桃姐》中有這樣一段情節：總是衣著簡樸以致被銀行信貸人員當成空調維修工的電影監制劉德華，在桃姐入院后請來一位神父為她安神祈禱，神父引用了《圣經》傳道書中的一句話“生有時，死有時”，幾乎點明了影片的主題。但就像“華哥”必須脫下破衣爛衫換上西裝革履出席盛大首映式一樣，影片最后也要來一次“真實意圖的暴露”，那就是借老人院某老人之口畫龍點睛——當秦沛飾演的老花花公子再次籌錢去找洗頭妹時，這位老人“莫名其妙”地念起了晚唐著名詩人李商隱的《無題》：“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毫無疑問，這是對“生有時，死有時”的對仗，也是更加符合中國人情感模式的表達。

　　《桃姐》借助《圣經》完成了一次溫情脈脈的臨終關懷，卻難免不令人想起薩繆爾·杰克遜在《低俗小說》中的一段“反面教材”，那是這位冷血殺手對即將被他處死之人的宣判：“我報復他們的時候，他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有趣的是，同樣由昆汀·塔倫蒂諾執導的復仇電影《殺死比爾》，片中有一首憂傷至死的插曲名叫《Bang Bang》，由弗蘭克·辛納屈拉的女兒南希·辛納屈拉演唱，歌詞講述了一對兩小無猜的男女走上不共戴天之路的悲劇故事，“那年我五歲他六歲，我們用木棍當馬騎玩游戲，他穿黑我穿白，贏的總是他，乓乓，他兩槍將我打倒在地，乓乓，兩聲巨響，我的寶貝將我打倒在地；時光荏苒，長大后我們在一起，他有時笑著說，還記得我們當初玩的游戲嗎？乓乓，我兩槍將你打倒在地，乓乓，兩聲巨響……”這個完全白描的故事幾乎就是李白《長干行》的翻版：“妾發初覆額，折花門前劇。郎騎竹馬來，繞床弄青梅。同居長干里，兩小無嫌猜。十四為君婦，羞顏未嘗開。低頭向暗壁，千喚不一回。十五始展眉，愿同塵與灰……”

　　所以我國輝煌燦爛的唐詩文明是否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世界電影的進步呢？畢竟“上帝以神秘的方式行走”。展卷細讀，我們會發現李白的“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是史上最早的關于精神分裂和多重人格的刻畫，可能直接影響了《致命ID》這樣的心理驚悚片；以盧綸“月黑雁飛高，單于夜遁逃”和岑參“一川碎石大如斗，隨風滿地石亂走”為代表的邊塞詩派，毫無疑問啟發了約翰·福特等一大批西部片導演；即使瘋狂如詹姆斯·卡梅隆這樣的人，也通過《泰坦尼克號》致敬了白居易，這部講述“只因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的電影，將《琵琶行》的故事顛倒性別重講了一遍。前者是關于一個落魄繪畫文藝男青年和抑郁女貴族的露水情緣，后者是關于一個落魄文藝女青年（歌伎）和抑郁詩人的宿命遭逢，兩個故事都發生在船上，并且都可以用七言樂府詩句總結：“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