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煊形容“監(jiān)察院”像“沒有牙齒的老虎”，要研究“裝幾顆假牙”，或讓老虎“吼一下”，以重振監(jiān)察權。臺灣《聯(lián)合報》社論說，王建煊的巧喻，符合民眾對官箴整飭、摘奸發(fā)伏的期待，但有些主張涉及“憲政”體制的定位與“五院”互動的衡平，必須從慎計議。

　　王建煊重振監(jiān)察權的構想，包括彈劾不當政策的首長、制衡任期保障制度的官員、強化調查實務人員編制、落實審計制度、設置“監(jiān)察院”廉政公署等，大多與臺“憲法”的精神相去不遠，惟關于“政策彈劾”與“廉政公署”二項，恐對“憲政”體制產生重大沖擊，仍應三思。

　　依據“憲法”九十七條、“憲法”增修條文第七條及“監(jiān)察法”第六條的精神，“監(jiān)察院”對"中央"、"地方"公務人員、“司法院”及“考試院”人員，可以提出彈劾；彈劾的事項則限縮在“失職或違法情事”，倘涉刑事，還得“移送法院辦理”。

　　社論指出，因此現行體制所規(guī)范的彈劾，僅就官吏是否違法或失職做審查，追究的是法律責任，衡量標準是客觀的法律；若如王建煊所言，對“顯然有問題的政策”之首長提出彈劾，這就涉及政策內容的實質審查，討論的是政治責任，審度依據則成了主觀的政治。

　　依法，彈劾流程要走完，不僅“監(jiān)察院”要提出彈劾案，還得送“司法院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議，由此更可看出彈劾性質偏向法律責任，而非政治責任。在民主國家，政策是否施行應由多數民意決定，政策的良窳優(yōu)劣亦應由具有民意代表性的“國會”判斷，“監(jiān)察院”如今已不具民意機關特質，恐對政策之政治責任不宜置喙，否則將成“太上“行政院””或“太上“立法院””。

　　一九九七年第四次“修憲”后，臺灣的“憲政”體制朝半"總統(tǒng)制"方向傾斜，“行政院”雖為臺灣最高行政機關，但一方面因“行政院”長由“總統(tǒng)”任命，難免秉承“總統(tǒng)”意志辦事；另一方面因“行政院”須對“立法院”負責，“立法院”可以質詢權、覆議權、不信任案、法案預算審核權等制衡“行政院”。亦即，在政策層面，“行政院”等于有“總統(tǒng)”與“立法院”兩個老板。

　　社論進一步指出，若“監(jiān)察院”真能彈劾不當政策的首長，將成為“行政院”的第三個老板，恐將形成“憲政”危機。若“總統(tǒng)”與“立法院”對政策見解歧異，還可以不信任案或解散“國會”化解爭議；但若“監(jiān)察院”與“立法院”對政策看法不同，卻無機制可打破僵局，“行政院”將無所適從。

　　而“監(jiān)察院”下設廉政公署的想法，亦非所宜。社論認為，目前“監(jiān)察院”既不是行政合議機關，也未兼有不完全的司法權，因此不能算“準司法機關”，而是“國家”最高監(jiān)察機關；但廉政公署性質不同，具有準司法機關的性質，若廉政公署設在“監(jiān)察院”下，將使“監(jiān)察院”與“司法院”產生競合困局，臺灣將有兩套司法系統(tǒng)。

　　廉政公署要能有效運行，重點是在機關的獨立性，切斷與其他機關的從屬關系，以執(zhí)法、預防及教育“三管齊下”，有效防治貪污，這與“監(jiān)察院”所需的獨立性有異曲同工之妙；但目的相近、性質迥異的兩個機關，卻不能混為一談，否則迭床架屋，勢必破壞權力分立的原則。

　　社論說，王建煊要重振監(jiān)察權的心志值得肯定，過去“監(jiān)察院”“只拍蒼蠅、不打老虎”的形象太讓民眾失望，改革實已刻不容緩。然而，重振監(jiān)察權必須注意兩點：一是五院之間的權力平衡，一是監(jiān)察與“立法”、“司法”之間的權力分際。簡言之，重振監(jiān)察權必須在“憲政”脈絡中思考。

　　馬英九與王建煊都想發(fā)揮監(jiān)察權的功能，因此對確保“監(jiān)察院”的獨立性已取得共識；但對于如何重振“監(jiān)察院”，兩人似乎仍未取得一致看法。馬英九強調“遵憲”、“行憲”，其實是“立憲”民主“國家”的最基本原則；王建煊考慮重振監(jiān)察權之時，亦要避免反而搞亂了“憲政”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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