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3日至24日，第七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和第六輪中美人文交流高層磋商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舉行，中美在戰略、經濟、人文等方面的深入交流將為兩國增信釋疑、推動新型大國關系添磚加瓦。

　　事實上，本次對話的召開恰逢其時，尤其是有利于清除兩國關系中的噪音、雜音，為今年9月習近平主席首次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奠定堅實基礎。

　　今年以來，美國學界和戰略界出現了對華強硬的刺耳噪音。年初，現任美國哈德森研究所中國戰略中心主任、曾擔任美國國防部長中國事務顧問的白邦瑞出版《百年馬拉松》一書，認為中國四十多年來一直在秘密實施“百年馬拉松”戰略，希望在2049年取代美國成為全球超級大國，美國現在應采取強硬應對措施；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則在4月發布題為《修訂美國對華大戰略》的特別報告，報告無非是“中國威脅論”和“遏制中國論”的老調重彈，認為美國將中國融入國際體系的戰略已經“破產”，中美戰略競爭遠超合作的局面已成“新常態”，美應積極制衡中國崛起；被尊崇為“首席知華派”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中國研究系主任蘭普頓也在5月不無擔憂地表示，中美關系正處于“臨界點”。

　　當然，理性者也大有人在。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史文、麻省理工學院副教授傅泰林、史汀生中心東亞項目主任容安瀾等撰寫的《亞太凈評估》報告表示，中美應進行更具長期性、綜合性、戰略性的對話，并對各自擔憂和意圖進行詳盡評估和解釋，保持高度透明性。就在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召開前，曾在奧巴馬政府擔任美國國安會亞洲事務主任、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杰弗里?貝德6月22日發表文章，批駁其他一些學者鼓吹的調整對華政策建議，認為這么做只會毀掉苦心經營的中美關系與亞洲和平。

　　分析可見，雖然美國對華政策“辯論”有愈演愈烈的趨勢，中美這兩艘巨輪卻有足夠理由保持定力。

　　首先，必須認清這場辯論的消極聲音并不能代表美國學界和戰略界主流。如白邦瑞雖為美國前國防部顧問，并號稱“中國通”，但實際上目前他對美國學術界和戰略界的影響力幾乎為零，美國學者普遍對白邦瑞本人及其學術能力評價不高。

　　第二，辯論的實質是部分學者未能準確把脈國際形勢，無法接受中國快速發展帶來的沖擊力。這種不適感導致一些人焦慮不安，懷疑美國是否對華過于軟弱，是否應采取其他強硬的應對措施，以維護美國的霸主地位。

　　第三，美國已經進入大選周期，對華政策成為辯論焦點也符合規律，不必過分解讀。今后網絡安全、知識產權保護等議題或仍將成為兩國關系的熱點，一定程度上也會助長質疑中美關系的聲音。

　　第四，中美兩國仍然擁有管控分歧、增進合作的機制。第七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和第六輪中美人文交流高層磋商無疑是其中典范。相信九月份兩國最高領導人的會面將向外界傳遞出更加清晰的信號，中美關系不會走向“臨界點”甚至“脫軌”，而會進一步朝著新型大國關系邁進。

　　不難發現，今年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已經成為中美關系的“減壓閥”和“推進器”。對話召開前，一度被媒體形容為“劍拔弩張”的南海問題、網絡安全問題就已經得以降溫。美國國務院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拉塞爾在對話前表示，美方支持以外交途徑解決南海爭端，另外中美都易受到網絡攻擊，需合作應對，這一表態為對話創造了積極氛圍，緩和了長期以來看似緊繃的中美關系。

　　展望未來，2016年美國大選后，無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執政，其對華政策都不會發生本質變化。但是，兩國仍需謹慎管控危機，并在合作中深化關系。

　　一方面，中美應及時溝通，打消對方疑慮。美國總難以分辨“顛覆”和“改革”的區別，認為中國意圖“顛覆”國際秩序，實際上中國主張對國際秩序和體系進行改革，這種改革并不是推倒重來；美國還懷疑中國要在亞洲“另起爐灶”，將美國擠出亞洲，實際上對于亞洲發展，中國一貫秉持開放的積極態度。因此在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一帶一路”等問題上，中美仍需加強溝通與交流，增信釋疑。

　　另一方面，兩國應繼續擴大合作。中美關系存在競爭面不可否認，但加強雙邊合作仍是兩國對彼此政策的重要部分。中國不斷發展、美國在世界力量對比中相對衰落是兩國必須面對的現實，然而我們更應看到，經濟高度依賴、雙邊合作機制蓬勃發展、全球性議題必須依靠中美通力合作實現“多贏”等因素都將促使兩國越走越近。

　　與此同時，兩國無法也不必回避競爭，在競爭中合作、在合作中競爭，二者達到“平衡點”，或許這也將成為確保中美關系不會走向“臨界點”的“新常態”。(孫成昊,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 美國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