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底安倍訪美期間，TPP（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xié)議）是重要議題之一，他也表示將采取措施推動TPP談判早日完成。可是，美日在大米和汽車零部件市場的開放問題上仍存在分歧，事務級磋商仍將持續(xù)。事實上，從2013年7月日本正式加入TPP談判以來，一些核心議題談判進展非常緩慢，致使談判陷入長期僵持狀態(tài)。反觀AIIB（亞投行）的談判進程，卻順利得多。4月28日亞投行第四次磋商會議聲明，各方計劃于今年年中擬定亞投行章程的終稿并簽署，之后經成員國批準生效，年底前正式成立亞投行。

　　那么，TPP和亞投行的談判進展為什么存在這么大的差距？

　　其一，TPP不太在乎他國感受，只是用高標準來逼迫對方開放市場，哪怕會傷害他國產業(yè)。美國到現在也沒有主動提及自己有什么開放條件，而是一味等對方給出開放條件。TPP被稱為具有高標準的“21世紀”自由貿易協(xié)議，擬包含的內容和條款具有高標準和全面自由貿易協(xié)定的特征，明顯具有設立全球新FTA（自由貿易協(xié)定）標準的傾向和趨勢。但是，這對其他國家一些核心產業(yè)會造成明顯沖擊。以日本農業(yè)為例，一旦加入TPP，其大米、小麥、豬牛肉、乳制品、糖五大“圣域”將受到巨大沖擊，農林水產品損失多達3.0兆日元；農業(yè)及關聯(lián)產業(yè)的就業(yè)機會將減少340萬人；日本農業(yè)的自給率和農業(yè)多功能性都將受到極大沖擊。

　　而亞投行則如同投資入股公司一樣，只談入股金額與回報，沒有“攻擊性”地要求任何國家犧牲自己的經濟與市場利益。亞投行本質上基于一種發(fā)展的地區(qū)觀，強調發(fā)展、動態(tài)、競爭、效率，以解決地區(qū)內的不發(fā)展和貧困現象。它不僅考慮政府層面的交往，更考慮微觀層次的溝通。亞投行還考慮與區(qū)域外國家的戰(zhàn)略合作，選擇了更為靈活的雙邊、多邊關系網絡。亞投行談判的推進，以交通鏈為紐帶、安全鏈為保障、金融鏈為中心服務、產業(yè)貿易鏈為基礎，并腳踏實地地落實到民生鏈和民心鏈。亞投行不僅不會沖擊本國產業(yè)，而且還提供了一個通過大型基礎設施投資推動產業(yè)發(fā)展與升級的良好機會。

　　其二，在TPP談判中，美國一再提出他們要“創(chuàng)造國際經濟秩序”，主動制定21世紀的貿易標準，即維護美國自身在當前國際秩序中的主導權，本質上是以“守舊者”的面目出現的。而在亞投行談判中，中國沒有強調要創(chuàng)造新的國際秩序，中國本質上是以“秩序維護者”而非挑戰(zhàn)者的身份出現的。換句話說，中國也從來沒有提過要主導亞投行的發(fā)展進程，或是在國際秩序中另起爐灶。如果僅從出資額作出“中國主導亞投行”的判斷，則未免失之簡單化。

　　目前，新興市場國家的力量雖然有所增強，但他們在全球治理領域的話語權并未相應提高，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投票權改革難以落實，人民幣被納入特別提款權（ＳＤＲ）貨幣籃子也有障礙，實際上美國在這方面受到的壓力很大。也正是因為IMF改革的遲滯，才有了亞投行的誕生。

　　美國推動TPP的重要意圖之一，就是維護自己在亞太地區(qū)的主導權，配合其亞洲再平衡戰(zhàn)略。美國同時也希望通過一系列新的制度安排來迫使中國“就范”，因此TPP談判或多或少帶有一些針對中國的意味。但從目前的發(fā)展狀況來看，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商品貿易國、第一大外匯儲備國、第三大對外投資國，且已成為近130個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任何TPP談判方都會從本國利益出發(fā)，慎重考慮如何平衡與中美的關系，爭取自己的有利地位。這也使得TPP談判的背后有了更多的戰(zhàn)略考量。

　　中國推動建設的亞投行，實際上正是對現有國際秩序的有益補充，從基礎設施建設領域出發(fā)帶動地區(qū)發(fā)展。它本質上并不帶有對抗意味，也不設“假想敵”，因此迅速得到了地區(qū)國家和許多區(qū)域外國家的支持。亞投行輸出的是繁榮、和平與穩(wěn)定，這也正是各國真正需要的。

　　其三，亞投行談判本質上是市場導向，側重于具體領域的市場需求和市場運作。TPP談判則包括了太多政治導向的因素，極大制約了其談判進程的推進。

　　在亞投行談判中，雖然也不可避免地會涉及政治風險與政治互信，但這并不是關鍵環(huán)節(jié)，重點在于如何探索具體合作領域，實行經貿政策對接。其中就包括：政策溝通、加強政府間合作、積極構建多層次的政府間宏觀政策溝通交流機制、深化利益融合。設施聯(lián)通，強調基礎設施建設規(guī)劃、技術標準體系的對接，共同推進國際骨干通道建設。貿易暢通，著力研究解決投資貿易便利化問題，消除投資和貿易壁壘。資金融通，注重深化金融合作，推進亞洲貨幣穩(wěn)定體系、投融資體系和信用體系建設。民心相通，則著力廣泛開展文化交流、學術往來、人才交流合作。市場作為“無形的手”，可以在這里發(fā)揮巨大的作用。

　　但從TPP談判本身來看，國際政治與國內政治因素都會對其造成巨大的制約。在國際政治方面，美國沒有意識到國際秩序實際上已經進入“轉折之時”，還想用老思維和老辦法來解決問題。這本質上只會加深中美在戰(zhàn)略上的不信任，遲滯雙方在區(qū)域和全球治理領域的合作。如果中美無法達成合作與共識，TPP的推進和發(fā)展都將是非常困難的。此外，在國內政治領域，由于TPP沖擊了許多國家的核心產業(yè)，并且這些產業(yè)都具有很強的政治影響力，因此必然也會在國內造成極強的政治反彈。仍以日本農業(yè)為例，此次TPP談判時，農協(xié)通過舉行反對加入TPP的游行集會活動，加大對普通民眾的宣傳力度，借以向政府施加輿論壓力。

　　總之，TPP談判的結果，有可能造成“負的結果（-）”；而亞投行的談判成果卻只是“扯平（break even）或正的成果（+）”。這是TPP和亞投行兩個談判進展情況迥異的重要原因。但我們絕非把TPP和AIIB（亞投行）放在截然對立的角度進行思考。事實上，中美兩國都擔心被孤立于亞太地區(qū)的某種未來秩序中，而最好的解決辦法，就是中美通過某種“換牌”尋求在亞太地區(qū)的合作與同舟共濟。當然，這種“換牌”并非立即宣布加入對方主導的AIIB或TPP，而是尋求合作。(王裕慶 姚錦祥 王東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