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埃及事件看美國“霸權”

　　美國《世界政治評論》網站2月8日文章 原題：美國和埃及：霸權的局限（作者歐洲大學學院外交史學家肯尼思·韋斯布羅德）

　　近日來，奧巴馬政府對埃及戲劇性事態發展的反應讓人們進行了種種對比。例如，最初的謹慎和笨拙，以及隨后宣稱“站在歷史的正確一邊”，讓樂觀主義者想起了1989年布什政府對東歐各國人民起義的反應，也讓悲觀主義者想起了卡特政府1979年對伊朗革命的反應。

　　然而，奧巴馬政府模棱兩可的態度還讓人想起了國際關系中的一種常態。我們大多數人已經習慣于權力等級制度，往往看不到，大國與小國之間的實際關系是如何復雜，尤其是保護國與被保護國之間的關系。

　　奧巴馬派遣外交宮弗蘭克·威斯納向埃及總統穆巴拉克傳達口信，恰如1986年“人民力量”運動達到高潮時， 羅納德·里根總統向已經執政20年而將被推翻的菲律賓領導人費迪南德·馬科斯所傳遞的支持信息——象征意義是顯而易見的：是的，你一直是我們最忠實的盟友之一，但你的時代已經結束。

　　要么是穆巴拉克沒有收到訊息，要么是威斯納傳達了一個有所不同的訊息。這位外交宮在開羅等了一兩天，然后回國了，而穆巴拉克則繼續拒絕越來越強烈的要求他辭職的呼聲。

　　從這一方面看，美國在其埃及盟友顯示出崩潰跡象時面臨的困境，與伊朗及其在黎巴嫩和該地區其它地方的附屬者以及美國與以色列等其它重要盟友之間的關系類似。每當保護國試圖施加影響力，被保護國就會意識到自己的相對力量。大國發號施令、小國唯命是從的情況很少見。換句話說，在小國中，沒有一個國家是嚴格意義上的代理人。

　　這就提出了以下問題：如果美國不能強迫一個是美國的第二大直接援助接受國、在很多方面直接依賴于美國的國家的領導人做美國想讓他做的事情，那么，美國還能強迫誰？就美國的力量而言，這又反映了什么問題？已從超級大國(superpower)變為超強大國(hyperpower)的美國還是不能擺脫20世紀60年代的老一套，還是像《格列佛游記》中的格列佛一樣奈何不了小人國中的小人？

　　當然，真實的世界更為復雜。美國與其它大國一樣，需要盟友和朋友的支持，就像美國被需要一樣。否則，華盛頓不可能提供數量如此之巨的軍事和其它援助。換句話說，在保護國與被保護國之間，存在強烈的彼此依賴關系。保護國的力量來自強迫和威懾，但在同樣程度上，也來自說服。往往是這樣的：這就是政治學家們所謂的霸權——格奧爾格·施瓦岑貝格爾將其定義為“行為良好的帝國主義”。大國對敵人可能是殘酷無情的，但對朋友是寬容的。當朋友——甚至被保護國——猶豫退縮時，反應往往是失望而不是憤怒或企圖報復。

　　起初是一個希臘概念的霸權往往是這樣行事的：古雅典開始時是一個自愿聯盟的強大領袖，但是當它用武力鎮壓聯盟內部的背叛行為后，霸權終結，帝國開始。

　　如今，一些大國與霸權類似，另一些大國更像帝國。但在一定程度上，或深或淺，所有大國對小國的反應都受到了情勢而不僅僅是意愿的驅使。例如，當法國前總統戴高樂1966年讓法國退出北約軍事一體化機構時，時任美國總統的林登·約翰遜并未率領各國武裝推翻法國政府。事實上，他除了祝法國一路平安外，幾乎什么都沒做。在這一方面，影響力和實力的程度意義重大：法國從未退出北大西洋聯盟本身，只是退出了軍事一體化機構。如果它加入蘇維埃集團，或者宣布真正中立，約翰遜可能會有不同反應。

　　法國這一例子在另一方面也提供了一種有用的比較。世界秩序在多大程度上需要盟友間的相互容忍？埃及本國人民對穆巴拉克的眾多怨言之一就是，他太忠實于他的美國支持者，損害了埃及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尊重獨立——而不僅僅是互相依賴—— 在維持秩序方面能夠發揮一定作用。這樣做能夠維持霸權的自愿性質，讓盟友感到它們不僅僅是帝國的地方長官。

　　最重要的是，得到容忍的獨立能讓小國不致成為混亂之源、從而破壞整個體系。在理論上講，這一切都是有道理的，但在現實中，情況要混亂得多。最終而言，一個基于談判和說服——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尊重獨立——的全球霸權要更為健康，更能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