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年前，合肥67歲的退休職工李榮壽“免費捎帶陌生人”，結(jié)果被當做非法營運而處罰3萬元。在李榮壽不服行政處罰并提出訴訟后，合肥市中級人民法院支持了對李榮壽的行政處罰，而安徽省人民檢察院卻認為，法院“認定事實的主要證據(jù)不足”。被安徽省檢察院抗訴的案件，經(jīng)安徽省高院指令合肥市中院再審后，還是維持原判。日前，當事人已向最高人民法院遞交再審申請書。（《中國青年報》4月10日）

　　有了彭宇案中先入為主導致誤判的前車之鑒，面對這種當事人聲稱“做好事反被誤解甚至被處罰”的案例，在還沒有完全真相大白之前，的確不宜從臆想的“做好事反受委屈”的道德立場來妄下斷言，至少不應對于判決書中“違反基本常理”的用語和當事人“做好事要先開證明”的非理性表達進行大肆渲染。

　　不過，對于當事人提出的，在執(zhí)法程序和證據(jù)采集合法性、合理性方面存在的疑點，法院卻不能熟視無睹。值得注意的是，同為法律專業(yè)部門的檢察機關(guān)，就通過抗訴書提出了和當事人相同的質(zhì)疑，即作出行政處罰的合肥市運管處提供的證據(jù)并不能形成證據(jù)鏈且相互矛盾。

　　應該說，甚至不需要檢察機關(guān)通過抗訴書加以強調(diào)，上述疑點至少在一審判決中就應該得到回應，因為司法判決本身就是對各種可疑的證據(jù)進行系統(tǒng)梳理，去偽存真，從而根據(jù)能認定的證據(jù)得出判決結(jié)果的過程。可不管是之前兩級法院的兩審，還是檢察機關(guān)提出抗訴后的再審，司法判決都沒有對這些疑點給予有效回應，有的只是籠統(tǒng)的一句——運管處提供的證據(jù)，能夠相互印證，證明當事人非法營運的事實。

　　這樣的司法判決顯然缺乏必要的說服力，因為它并沒有一個詳盡的說理過程。和立法權(quán)、行政權(quán)相比，司法權(quán)是暴力最弱的權(quán)力，但其之所以有“社會正義最后一道防線”的美譽，恰恰在于司法過程是說理的過程。司法的權(quán)威，來自它能通過詳盡的說理來對判決得出的結(jié)論進行充分論證，它能定紛止爭、讓人心服口服，靠的正是證據(jù)詳實、邏輯嚴密、論證充分的說理過程。

　　一旦司法講不好甚至講不清道理，其權(quán)威性就會大打折扣。為什么就這么一起簡單的行政處罰案件，當事人上訴、申訴了近4年，經(jīng)歷了3次判決，還是沒能做到定紛止爭，以至于當事人還要到最高人民法院進行申訴？近些年來，法院作出終審判決后，當事人還是反復上訪、申訴的現(xiàn)象并不鮮見，這是不是意味著很大一部分司法判決在說理方面慘不忍睹，從而讓判決的受眾很難真正感受到司法說理的力量？

　　在反思彭宇案的過程中，一個基本的共識是，輿論的先入為主固然有推波助瀾之責，但司法說理的牽強附會何嘗不也是“罪魁禍首”。不會說理的司法，一旦契合了公眾關(guān)于道德滑坡的判斷，甚至一個不起眼的小案件，都可能成為公共生活中的大事件。這方面，彭宇案殷鑒不遠，李榮壽案難道還要重蹈覆轍嗎？不要總是抱怨公眾“信訪不信法”甚至“盲目跟風”的不理性，當最需要講道理的司法，都難以做到以理服人，它又怎能引導出理性的公眾呢？

[責任編輯：樊玉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