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開啟社會新風氣

　　辛亥革命之后，社會風氣為之一新，中國的進步開始變得不可阻擋。回望百年之前，社會風氣的變革，新舊兩種風氣的激蕩，無不驚心動魄。

　　今日男子頭發(fā)留長留短很自由，但在百年之前剪除發(fā)辮的激蕩則不小。其時，革命黨人早早地剪去辮子，繼而發(fā)動群眾剪。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后，發(fā)布了剪辮的通令。從清初為留長辮發(fā)布“留發(fā)不留頭、留頭不留發(fā)”的“雉法令”，到民初發(fā)布“剪辮通令”以及“欲削奪其選舉權，以實行強迫手段”的輿論譴責，即可知一些重要的社會生活習俗亦是“兵家必爭之地”，所折射的正是習俗變化對社會進步的推動力。

　　如果說剪發(fā)辮是一種強力倡導，那么乘車變化則是自由選擇帶來的習俗變革。舊時達官貴人、士紳商賈多以轎子“肩輿”代步，男女不同乘。辛亥革命之后，坐新交通工具成為時髦，男女同車而行亦為時髦，最終解構了轎子所形成的隱性社會等級秩序。當時的上海，“有乘各式汽車、馬車、電車者，有乘轎者，有徒步者，有男女攜手同行者，有男女同車左擁右顧疾馳而過者”。至此，雖有力挽舊秩序、護“輿制”官威者指斥為有傷風化，亦已無力回天。

　　辛亥革命的移風易俗之力，所帶來的沖擊和解構是全方位的。比如推動婦女解放，使婦女掙脫三從四德的枷鎖。比如服飾紛呈，“西裝東裝，漢裝滿裝，應有盡有，龐雜至不可名狀”。比如革除纏足等惡習，促使社會上漸對“涂朱傅粉穿耳纏足之習”“視同怪物”。移風易俗所帶來的積極變化也是明顯的，黃炎培就曾這樣寫道：“社會風俗人心，從某些部分看來，辛亥革命以后和以前大大改變了，所以卑賤、頹廢、放蕩行為，有些少了，有些完全消滅了……總之，辛亥革命無數頭顱換來的，除推翻封建帝制以外，廣大民眾的體格、品格相當提高了。”

　　社會的移風易俗，源自辛亥革命在政治、經濟、文化領域的巨大變革對社會所產生的巨大影響。正如馬克思所說，“隨著每一次社會制度的巨大歷史變革，人們的觀點和觀念也會發(fā)生變革”。當封建帝制被推翻、皇帝被拉下馬，“國不可一日無君”的帝王思想就被破除。當民族工商業(yè)實現大發(fā)展，實業(yè)救國、科學救國思潮即興起和普及。當禁錮人們的封建專制主義舊制度、舊思想、舊觀念、舊習俗被批判，帶來的便是思想的啟蒙和觀念的現代化。這一切作用在社會領域，就是舊的社會風俗與秩序不斷被消解，各種新風氣不斷形成，社會觀念在“潤物無聲”中發(fā)生悄然轉變。我們說辛亥革命打開了中國進步的閘門，一個重要方面就體現在開啟社會風氣和推動社會進步上。

　　當現代化的大門被開啟，中國的進步也就開始蓄積勢不可擋的社會力量。辛亥革命以后，一個最顯著的變化就是“誰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袁世凱的皇帝夢只做了83天，張勛復辟丑劇更是曇花一現，這一切正應了孫中山先生所說，“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