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語文出版社出版的最新語文教材，被媒體報道說“刪掉了南京大屠殺”的文章，遭遇“噓”聲一片。事后很快被證明是不實報道。另有網絡輿論指責人教社的相關教材崇洋媚外，也曾掀起軒然大波，人教社不得不發出強烈聲明澄清相關指責，甚至要采取法律措施才逐漸平息。這些都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教材在中國的特殊地位。

　　這讓我想起很多年前孩子在國外讀書，書包里沒有教材，主要是作業本。第一，所謂的教材，不是人手一冊，一些是學校的，你可以借用但不能損壞。第二，沒有標準的教材，多數是依賴任課老師的選擇、復印的材料。當然，學校和老師之間也會有借鑒，經典的教材（材料）就會用得比較多，但都是自由選擇，沒有嚴格標準。但他們也不是完全放羊，教師手上都有一個“教學大綱”，其實更多是教學目標，即什么年級的學生需要達到什么樣的知識水平與能力，怎樣達到這個目標等，幾頁紙而已，沒有清晰明確的規定，全憑教師自己掌握。因此，美國前些年也在推廣全國性的評測，以確保教育質量。

　　我不是專業的教師，但是大致明白一個基本的道理：在學校教育上，最重要的是理念，不同的教育理念決定你的教育行為與結果。落實這個理念的核心，就是課程設置，即應該開設什么樣的課程。現在，我們提的中小學核心素養，大概也是指這個方面。在最后的落實過程中，教師是關鍵，而不是教材。

　　美國沒有統一的教材，不僅涉及文化體制問題，根本原因還在于其教育理念與基本的教育治理思路與我們不同。過去很長時間，我們高度重視教育的政治職能，即培養什么人的問題，課程設置統一，教材統一，國家對教材的重視是前所未有的，完全是由國家來承擔相關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負責給全國中小學生出版各類教材，大家幾乎用一個版本的教材，把教材作為育人很重要的一個工具與抓手，在背負知識學習的職能外，還兼具了“三觀”的教育，成長的教育，意識形態的教育等等。

　　但是，隨著教育觀念與教育治理觀念的改變，隨著教育改革的推行，學校課程改革已經推行多年，比如校本課程的出現，與之相配套，教材的出版發行也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由一家變成多家，甚至幾十上百家，給了學校與學生更多的選擇權（當然，基本指導方針并沒有變）。隨著這種改變，教材也變得五花八門，甚至有些教材泥沙俱下，質量不高，引起擔憂。

　　教材固然在育人中有重要作用，但絕不應該賦予過重的職責，在新的教育理念與環境下，教材實際已經無法承擔有關教育的所有重任了。學生在信息知識的獲取上，已經完全顛覆了傳統的模式，我們也在鼓勵孩子們除了學習教材之外，多看看，多讀讀，從而培養更廣泛的獨立思考與批判思維。遺憾的是，盡管我們的教育理念和方法發生了很大改變，但是，很多人對于教材的定位與苛求并沒有顯著變化，尤其是社會各界，還停留在過去的理念與體系，對教材本身期望與要求很高，社會各界也拿著放大鏡審視，任何的調整與改變都能引發軒然大波。

　　記得當年我認識的一個著名的語文特級教師，他就拋開了具體的語文教材，另辟蹊徑。其核心就是三部書講三年，其中一部就是小說。雖然沒有死啃教材，但孩子們無論是閱讀能力還是應試水平都很高，考試時并沒有受到什么影響。他給我介紹他的這套做法時解釋，小說或者其他書只是他的抓手，核心還是要啟發學生更多更廣泛地閱讀與思考。別看只有一本書，但實際他們需要讀很多很多。正是這種撇開教材的廣泛閱讀，提升了學生的語文能力。

　　當然，有一些人擔心教材的導向問題，我倒覺得，基本的原則必須堅持，但不必過于放大。我兒子在國內的時候，對一些社會問題有不同的看法與意見，但在美國讀書一年后，完全變成另外一個人了，自嘲說天天讀“毛選”，也經常和同學就中國的社會問題爭論不休。

　　決定教育發展的關鍵，是我們的教育理念、我們的課程本身、我們的教師，而不是那幾本教材、幾本有限的課上讀物。（陳志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