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央定價目錄修訂公開征求意見稿顯示，中小學等教材擬退出中央政府定價。據業內士人透露，中小學教材因為有穩定的銷售群體，再加之政府補貼，盡管定價低，利潤其實不菲。(5月11日《北京青年報》)

　　教材價格放開后會不會漲價，這無疑是公眾最關注的話題。首先，就根本性質上講，誰都不怕錢多扎手，出版社也是市場主體的企業，利潤最大化是其本性。這樣，教材政府定價權下放后，具有自主權的出版社把教材價格定得高一些、利潤再大一些，按市場規則和行情定價，外人似乎也無可厚非。

　　其次，就教材編寫來看，教育部門只是內容的審查主體，而一些具有盈利性質的教育研究機構和出版社才是教材編寫的組織者和實施者，它們與此前的純教材公益編寫不同，天然需要追求利益最大化。這時候，教材價格放開，通過教材漲價來實現教材編寫價值的最大化，也就成為可能，外人似也無可厚非。令人擔憂的是，作為一種必需品和準壟斷品，如果教材的編寫者和出版者私下聯手，通過教材“腐敗漲價”謀取超額暴利，就會順利得多、隱蔽得多。

　　再次，以前在政府定價、第三方監督的情況下，出版社等一些不合理的運營成本，甚至腐敗運營成本可能被監督、被剔除，阻止了教材漫無邊際的不合理漲價；現在，在其他條件如經營狀況、腐敗監管等狀況沒有有效改變的情況下，放開教材政府定價監管，也變相為教材“腐敗漲價”松了綁、打開了一道暗門，一些經營者把腐敗成本加到教材的價格里實行暗暗“腐敗漲價”，也就輕松自然了。就此而言，這與此前國內藥品市場十分類似，由此可能產生的教材“腐敗漲價”不能低估。這不能不令人擔憂，也不能不及早預防。

　　由此可見，放開政府定價讓教材價格回歸市場，未嘗不可，但放開后需要有關方面更進一步加大相關環節的監督，尤其是“腐敗漲價”的監督力度。而這，考驗的不僅是監管者的監管能力、決心，更是監管智慧。（余明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