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可游泳河段”申報活動日前啟動，浙江省人大副主任茅臨生表示：“是否可以下河游泳，嘴上說了不算，要我們自己跳進河里，游給人民群眾看，才能讓人民群眾信服。”

　　領導干部以身試水，在浙江已不是新鮮事。去年2月，杭州毛源昌眼鏡有限公司董事長金增敏在微博上說，瑞安市一河流污染嚴重，若環保局長敢下水游泳20分鐘，他出20萬元。同年3月，浙江省省長李強在全國兩會上回應此事時表示，“環境治理速度還是不夠快，執法監督還是不到位，距離每條河都能下去游泳的要求，還有較大距離”。一年多時間過去，浙江省相關部門要求領導干部以身試水，檢驗治污是否已達到“每條河都能下去游泳的要求”。

　　對普通百姓而言，此事所導致的感動自然是依于常理的。你說污染嚴重，那人家那么大的官，都下河游泳了，元芳，你怎樣看？只是，面對河流污染的普遍存在，我們首先應想到的是治理的決心與措施，以及隨之而來的數據化效果，而不是以身試水這樣的莽撞作為。我們不希望看到勇敢的官員以身試水之后，膽怯的百姓猶自遠遠觀望、不敢下水。說到底，這是囿于制度層面的嚴酷現實，道德層面的勇敢只是無關大局的輔助手段。

　　將污染等需要治理的具體問題落實到空泛的道德層面，而非制度層面，必將導致一種可想而知的混亂。而普通百姓對此類豪言壯舉的不信任或懷疑，自有其理性的依據。官員們說，因為他們下了河，這水就是干凈的。那公眾還會說，因為西紅柿價格下降了，高曉松才于去年離了婚。這實際上是在質問，憑什么說，你們下了河，水就是干凈的？不難看出，在這里，官員和公眾使用的是兩套邏輯。

　　重要的問題還在于，當我們表示治理污染的誠意時，能夠以數據說話，能夠以事實表明修正之后的成績。而百姓看到了，就會自己下去游泳，領導同志只在岸上看著就行了，并因看到百姓在河里放心地游泳而感受到頗有道德感的欣慰。（阿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