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覺間，又一個“五四”已來臨，距其百年里程碑又接近了一步。“節日”的目的，總是為了表示紀念和重視的。因此，“五四”的“九五”誕辰之際，與其泛泛地說一些空話，不如先追根溯源，緬懷一下歷史上的“五四”。

　　我們所紀念的革命史上的“五四”學生運動，其實并非一個突發的事件，而是晚清到1917年白話運動以來一系列思想啟蒙運動的結果。從嚴復翻譯《天演論》，以及梁啟超提出“新民說”“少年中國說”，早期的現代思想家們已經明確地將進取的精神、國家的命運、國民的理念等中國傳統中并不十分強調的現代概念融合到一起。正是由于認識到“思想革命”的必要，陳獨秀在1915年創辦了《新青年》的前身《青年雜志》，從而揭開了五四文化運動的序幕。

　　在“民主”和“科學”的大旗下，“五四”成為了青年的黃金時期。理想和激情，是他們共同的標志，即便如當時白話運動的反對者，“倡明國粹，融化新知”的學衡派，也同樣如此。自古英雄出少年，他們共同構成了五四燦爛的星空。

　　但五四知識分子，對青年的看法其實是有著很深的憂慮的。中國是文明古國，固然可以引以為豪，但青年也就不免因襲著歷史的重負。所以，陳獨秀在《青年雜志》的發刊詞《敬告青年》中，開篇就講，“竊以少年老成，中國稱人之語也”。魯迅說“現在青年的精神未可知，在體質，卻大半還彎腰曲背，低眉順眼，表示著老牌的老成的子弟，馴良的百姓。”朱自清在《論青年》一文中則說：“但是看看這時代，老練的青年可真不少。老練卻只是工于自謀，到了臨大事，決大疑，似乎又見得幼稚了。”

　　歷史經驗是充滿智慧的。在新的世紀，我們依舊能看到青年身上“暮氣”和“銳氣”的分歧，甚至較一個世紀前更為尖銳。一方面，是“五四”的研究者錢理群的批評：現在的大學培養的是一些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另一方面，則是復旦大學校長楊玉良較有影響的畢業典禮講話，他說，復旦培養的，是自由而無用的靈魂。

　　“自由”如陳寅恪所言：“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于俗諦之桎梏，真理應得以發揚。思想不自由，毋寧死耳。”而“無用”，則是指“對身邊現實功利的有意疏離”。

　　因此，面對“五四”遺產，當今的青年其實需要切實地反思：在一個容易急功近利的環境里，我們應葆有夢想，要多讀書，多思考，多力行；要去暮氣而取銳氣，同時在銳氣中形成沉潛的理性。這才是青年之福、國家之福，也才是我們今天紀念“五四”的最佳方式。(劉志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