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是臺灣學者和民眾最為關注的城市之一，歷史造就了渝臺兩地血脈相連的歷史淵源，并由此使得兩地今天交流密切。“重慶不僅是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的陪都、世界反法西斯東方戰場統帥部所在地。而且，1945年臺灣光復的所有決策和部署都是在重慶作出的。”中國史學會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史研究中心主任張海鵬說。11月7日，記者專訪了張海鵬和中國海軍航空工程學院海軍史研究所教授蘇小東。

　　光復臺灣的所有決策和部署都是在重慶作出

　　受訪人：張海鵬

　　張海鵬說，重慶是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的陪都，1945年日本投降后，臺灣光復的所有決策都是在重慶作出的，規劃光復臺灣的班底是在重慶組建的，收復臺灣的干部、人員也是從重慶出發的。但重慶與臺灣的這段歷史卻鮮為人知。

　　他說，自1895年《馬關條約》將臺灣割讓給日本之后，中國人民一直沒有放棄收復臺灣的愿景。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國民政府在重慶發出《中國對日宣戰布告》，鄭重宣布將“收復臺灣、澎湖、東北四省土地”。1943年，中美英三國政府發表的《開羅宣言》，明確支持中國收復被日本侵占領土的嚴正要求，后來中美英蘇四國簽署的《波茨坦公告》又重申了這一決定。

　　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簽訂了喪權屈國的《馬關條約》，50年后的1944年4月17日，國民政府在重慶宣布成立臺灣調查委員會，其任務是：對調查臺灣現狀、設計接收臺灣方略、培養接收臺灣的各種專業人才等工作。1945年8月日本投降；9月，成立了接收臺灣的先遣機構“前進指揮所”；10月，指揮所官兵70余人從重慶白市驛機場出發，飛抵臺北，接洽受降及接收事宜。10月25日，受降儀式在臺北公會堂舉行，臺灣人民歡欣鼓舞。自此，臺灣在法律上和事實上都已回歸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