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單元的“品味養成”。觀眾透過余省的《姑洗昌辰》、康熙《葫蘆文字筆筒》、清早期的玉匜等，可以感受到想當年，童年的弘歷受到康熙、雍正兩帝的用心栽培，受到良師益友的啟迪，以及他對天地自然的熱愛。而這些，恰恰都為弘歷的學養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一些與藏傳佛教有關的器物格外搶眼，比如乾隆內府藏文泥金寫本《甘珠爾經》。在特制的磁青紙上，用泥金書寫藏經。經葉居中，上下夾以實心木質經板。用橙色附絲帶經衣包裹后，置入白色的哈達，再蓋上比經板尺寸略大的紅色木質朱漆護經板，包上棉布經衣，捆扎結實后再包上厚質被袱，形成一函完整的經匣。設計制作如此精細繁復的物品，足見乾隆皇帝對藏傳佛教的了解和喜愛。而這種情趣的培養，又是與陪伴他從小一起學習成長的章嘉呼圖克圖的影響分不開。后來，章嘉呼圖克圖成為大國師，是掌管內蒙古地區喇嘛教格魯派最大的轉世活佛。

　　像這種類似的審美繼承和多元文化熏陶，還可以從《琺瑯彩黃地芝蘭壽石圖碗》、《銅胎畫琺瑯蘆雁圖瓶》、《弘歷采芝圖》（雍正）、痕都斯坦《玉花式盤》中窺見一斑。

　　第二單元的“鑒藏制作”。策展方希望通過不同類別的文物，為觀眾呈現乾隆皇帝對內府藏品進行大規模整理，就是想對藝術作品做出重新解讀，他把宮中的典藏文物分為“上等、次等”、“神、妙、能、逸”或“甲、乙、丙”等級別，直接指導當朝的制造式樣。這些都使他的藝術品位直接影響了清宮內外的藝術風格。

　　對于乾隆全面整理和編目清內府收藏這件事，馮明珠院長得出了自己的學術研究觀點，那就是：身處盛世的乾隆帝深知，歷史發展是有規律的，即使自己身處盛世，內府也收藏了非常豐富的文物，但終有一天它們是有可能散失的，只有通過編目，才能最真實地記錄下曾經出現過的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