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值汪辜會談將屆20周年之際，民革上海市委、華東師范大學兩岸交流與區域發展研究所26日在上海舉行學術座談會，對汪辜會談的歷史意義及影響進行深入分析。其間滬上專家或多或少地“重提舊事”，對汪辜二老于談笑間化解復雜問題的勇氣與智慧甚為感佩。
“可以說汪老不僅在做藍營人士的工作，他也在做綠營人士的工作，做臺灣各方人士的工作，這開創了先例。”言及汪道涵對兩岸關系發展的貢獻時，上海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黃仁偉這樣表示，“他可以和任何人談，但談并不代表沒有原則，相反他的原則性很強。”
據黃仁偉回憶，在一次與臺灣綠營人士會面時，汪老一上來就先發制人：“你要談‘獨’？還是談‘統’？”面對如此發問，會面的綠營人士當即懵了，“他既不能當著汪老的面談‘獨’，但統又不符合他的主張，這充分說明汪老在與臺灣各界人士交往過程中具備極強的原則性。”
在談到20年前汪辜會談的意義時，黃仁偉認為，兩岸的問題不能不急，卻也急不得，處理當中的分歧需要勇氣也需要智慧。
從事多年兩岸新聞報道的華東師范大學兩岸交流與區域發展研究所所長曹景行，從汪辜會談時的一張照片說起，“當時雙方共簽署了4份文本，簽署文本總是要填年、月、日的，可填了月和日，獨獨空了‘年’，因為不知道填哪種紀年方式，就說回去自己填。”曹景行感慨，這足見當時互信之脆弱，破冰融冰之艱難。
他認為，20年前的汪辜會談就像錨一樣將兩岸關系穩定下來，就算在1994年至2008年間兩岸關系一度急劇下滑，“但是守住了一道防線，即便臺灣政黨輪替，他們想倒都倒不回去”。
上海臺灣研究所執行副所長倪永杰將20年前的汪辜會談稱作“一個典范”。他將其后的啟示概括為四點：首先汪辜會談明確了“一中框架”是兩岸談判的前提；其次以民為本、為民謀利是根本宗旨；再次兩岸應本著務實的態度擱置爭議，求大同存小異；最后應與時俱進地全面發展兩岸關系。“未來應鞏固基礎，累積和平發展的民意，民意越強大，兩岸關系就越能朝前走。”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助理兼臺港澳研究所執行所長嚴安林早前在接受中新社記者獨家專訪時也曾回憶起20年前會談之點滴。“外界不知道當時計較到什么程度，比如會談選址，臺灣方面不愿意到大陸來，覺得有主客之分，海協會則認為島內條件不具備，最后才找了和兩邊關系都不錯的新加坡。就連選擇會場也要求有兩個門，說好一個時間同時從兩個門進去，這樣就不存在主客之分了。”
嚴安林常說“汪辜會談一小步，兩岸關系一大步”。他認為，抱著解決問題的心態坐下來商談，是解決問題的關鍵。兩岸關系中客觀存在的政治障礙在影響兩岸交流的深入，如何尋找解決分歧的辦法是推動兩岸關系制度化必須跨過的門檻，應該務實來面對和協商處理客觀存在的分歧，當務之急是對話，汪辜會談提供了這樣一個啟示，是一個典范。(記者 李佳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