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老兵回山東故里 受托帶57壇骨灰
1948年菏澤縣南華第二小學二級一班合影。
南華第二小學流星排球隊合影，前排右一為高秉涵。
這就是戰爭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跡，一輩子也去不掉
高秉涵總是不能忘記那個清晨，他離開了母親，離開了自己的村莊。
那是1948年，山東菏澤正處于國共兩黨的“拉鋸區”。當地的一些老人回憶，那時候“不是共產黨回來了，殺了國民黨，就是國民黨回來了，殺了共產黨”。在這塊被反復爭奪的土地上，高秉涵的父親高金錫被槍斃。母親宋書玉告訴兒子，“你的父親是國民黨。”
當國民政府所屬軍隊及地方各級政府開始陸續向長江以南撤退時，宋書玉為了不讓曾經參加過“三青團”的兒子也死于非命，決定將他送到國民政府在南京設立的“流亡學校”。
這是一個太過艱難的決定。在高秉涵的印象里，這個一輩子都在小學教書的女人，幾乎沒有經歷過團圓。先是兩個女兒在抗戰初期外出求學后沒了音信，然后就死掉了丈夫。當地一個“圓月祭灶，家人齊到”的習俗，竟然從來也沒有完成過。
但她還是決定讓自己的兒子離開。因為擔心當時只有13歲的兒子分不清方向，這個母親反復叮囑：“軍帽上有個太陽的是國軍，有個星星的是八路，跟著軍帽上有太陽的走，國軍不回來，你就別回來。”
時隔62年，高秉涵仍然能清晰地記得母親講這句話時的模樣。他還記得自己離開家時，外婆從樹上摘下一顆咧嘴的石榴塞進他的手里。他坐上馬車，使勁地啃了一口，可是再回頭望時，馬車轉了一個彎，母親的身影消失了，只有飛揚的塵土。
那是有關母親的最后記憶。
在“流亡學校”度過短暫的時光后，他開始逃難，如同一條小尾巴似地緊緊跟著國民黨部隊。鞋底磨破了，找塊破布將鞋幫綁一綁繼續走，腳底板上先長了水泡，又長了血泡，最后全部磨破，硌腳的沙石路上，全是血淋淋的腳印，仍然要拼命地追趕部隊。有時，他甚至在夜里撐著眼睛，不敢睡覺，生怕自己一旦睡著，就會錯過不遠處隊伍的開拔時間。
大部分時候，他都在挨餓。偶爾軍隊停下來吃飯，也給他一份。更多的時候，他只有去撿上一撥慌張逃走的人們的剩飯。一群山貓大小的老鼠和他搶食，他便一只手揮舞著木棒讓它們不敢近身，另一只手抓起剩飯狼吞虎咽。
他常常不知道自己走到了哪里，直到在一間廢棄書局散落一地的圖書中，撿出了一本《中國分省地圖》。從此之后，每走到一個地方，他就在地圖上畫一個圈，而這些圓圈連在一起，就是一幅逃難的路線圖。
現在再提起那條充滿苦難的路，他整個人都沉浸在回憶之中，并重重地嘆一口氣，“逃難的故事，三天三夜也說不完啊！”
一天傍晚，連續走了兩天的高秉涵終于跟上了正在安營開飯的國軍，炊事員大聲喊：“一人一茶缸粥，別擠，都有飯。”但他身上只背著一副癟癟的包袱，沒有茶缸，也沒有碗。他連忙跑到附近的野地摘了張芭蕉葉，打算用做盛粥的器皿。
可還沒等他擠到粥鍋旁邊，前方有人大喊：“別吃了，共軍追上來了！”那些士兵舉起還沒喝到嘴里的稀粥，又拼命地向前奔。高秉涵被擠在一群士兵之中，突然間他身后的士兵摔倒了，滿茶缸滾燙的稀粥都潑在了他的腿上。
沒有人理會這個在人群中疼得掉眼淚的小孩，就連他自己也顧不上“這點小傷”，只有逃，拼命地逃。
他用“腫得像冬瓜一樣的兩條腿”堅持行走了5天，直到感覺到自己的小腿一陣陣癢。坐在河岸上，撩起褲腳，那些燙傷的地方竟然生滿了蠕動的蛆蟲。這時，突然有人拍了他一下，“小孩，你怎么了？”直到今天，他還記得那是一個“包上畫著紅十字”的人，長期逃亡的經驗告訴他，“這是一個共產黨”。
“我那時很害怕。”老人回憶當時的情景，他甚至想立刻逃跑，但那人卻打開了自己并不充實的急救包，先是幫他把表面上的蛆蟲清理干凈，再敷了點藥，用紗布將腿緊緊地包扎。
直到那人離開，高秉涵都不敢出聲，“我當時心想，難道共軍里也有好人？”
只不過，這次治療不算成功，沒過幾天，他的雙腿就不停地流膿，紗布和新長出來的肉生在了一起，白色的紗布變成了散發著臭味的黃色的硬梆梆一團。這些傷口最終愈合，整整用了3年。
在老人反復地講述這些故事時，他總會卷起自己的褲腳，他的小腿上至今仍遍布著大塊的黑色疤痕。因為這些疤痕，他一生都不敢穿短褲，也不敢進泳池。“這就是內戰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跡，一輩子也去不掉。”
最終，這個少年用了6個月，穿越6個省份，足足走了2000多里地，擠上了由廈門開往金門的最后一班船。
過了大海，再想回家可就不容易了
對于那些從各個不同港口逃到臺灣的人來說，回家曾是他們最迫切的夢想。然而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都沒有等到踏上故土與親人團聚的時刻。其中有一個，甚至直接被高秉涵宣判死刑。
1963年，高秉涵從臺灣國防管理學院法律系畢業，被派往金門任審判員工作。“金門逃兵”成為他審理的第一個案子。
那個士兵的家就在對岸廈門，他本是漁民，與偏癱的母親相依為命，一次在給母親抓藥的路上被強拉入伍，跟來臺灣。有時天氣晴朗，隔著這樣一條并不寬的海峽，他甚至一眼就能看到家鄉。但看得到，卻回不去。
士兵決定利用自己的漁夫本領偷渡回家。他偷偷地搞到一個汽車輪胎，趁人不注意時坐輪胎下海，游了整整一夜。天快亮時，他到岸了。海水沖澀了他的眼睛，還來不及看清就舉起手大喊：“我是從小金門逃過來的，沒帶武器！”
沒想到，海水的流向就和歷史一樣，顛簸反復，終點總是難以預見。他游了一整夜，最終卻游回了金門海岸。僅僅一個星期后，這個因“回家”而獲罪的士兵就被處以極刑。
那種即使拼掉性命也想要回家的心情，高秉涵很明白。為此，他常常回想，在那條與死尸為鄰、和山貓大小的老鼠搶食的逃難路上，他曾經也有許多次機會，可以往相反的方向走。
那時，他是多么地想念媽媽，想家里的小狗“花臉兒”，想常常一起玩耍的小學同學“糞叉子”，想菏澤的燒餅，想極了。
有一次，他眼看就要放棄了。在福建龍巖，他隨國軍部隊一起住在白土鎮，那時，他已經由一個小難民被收為學兵。收留高秉涵的主人家是一個平常不太講話的福建女人，過了數日，她突然問這個流浪的孩子：“我是個寡婦，沒有小孩，你就做我的兒子吧。”
那時，高秉涵已經聽說隊伍將要去臺灣，盡管當時沒有人能預言未來，但就連這個孩子也模糊地感覺到，“過了大海，再想回家可就不容易了”。
在部隊離開白土鎮的夜晚，這個想當母親的女人將他藏了起來。但沒過幾天，部隊發現這個一路像影子一樣跟著的小孩失蹤了，斷定是被寡婦“綁走了”，于是派來4名士兵，將他押回。
一個小小的轉折，卻足以改變他的人生。
最終他過了大海，去了臺灣，在那里度過大半個人生，求學成家，先后成為法官和律師，并且最終也沒能再見自己的母親一面。
他曾經想過各種辦法聯系母親。1979年，大陸與臺灣之間尚不能直接通信，他委托美國的同學幫忙寄出第一封家書。他不知道自己的村子是否仍在，也不知道該如何填寫地址，便只好寫下“山東菏澤市西北35里地處高莊”，收信人則是母親“宋書玉”。
在那封并不長的信中，他這樣寫道：“我之所以要艱苦奮斗地活下去，就是為了有朝一日能夠再見到我娘一面，絕不會像大姐秉潔、三姐秉浩一樣，在抗日戰爭爆發時，就生死不明……娘，我會活著回來。”
他不知道，在海峽這頭，杳無音信的兩個姐姐實際上是從國民黨家庭出走后投奔延安，成了共產黨的干部，直到他踏上逃難路的那年才第一次回家。
年邁的母親找回了女兒們，卻失去了兒子的音訊，等待耗盡了她全部的生命。就在這封信輾轉寄達的一年前，宋書玉逝世于吉林遼源，她的晚年和小兒子住在一起。兩個女兒，分別安家在廣州和沈陽。
說起這些，60多歲的弟弟高秉濤哭得像個孩子，“就差13個月，我母親就能知道她的大兒子去了臺灣，沒有死。”
弟弟告訴高秉涵，對一輩子盼著兒子回家的老母親來說，兒子是年夜飯時桌上的一副碗筷，她總要為他夾一塊肉、夾一口菜；兒子還是一件小時穿過的棉褂，一直被媽媽藏在枕頭下面，從菏澤一路向北帶到遼源，直到人生的最后一分鐘。
這不是講的故事，是生命寫成的故事
曾有一段時間，高秉涵絕望地認為，“就算兩岸開放，對我來說也沒有意義，我和媽媽一個地上、一個地下，永遠也見不到了”。
但在他心中還有與母親同等重要的念想。有時，他不知道該如何向兒女解釋，菏澤，這個被切斷和隔絕了幾十年的地方，這個被叫做“故鄉”的地方，對自己和同鄉們來說究竟意味著什么。他反復地講述著一些故事，關于童年和鄉土。偶爾，年輕的孩子們會不耐煩地打斷他，“爸爸，不用再講了，那些故事我們簡直都背得下來。”
他也不知道，自己還有多少年時間可以回到家為父母掃墓，看看田里生長的豆子和玉米。那些一路經歷著無數生死訣別到達臺灣的人，正在老去、死亡。往年，他組織的回鄉團里總有幾十個團友，而今年，卻只剩3人。
“也許我們一走，這種感情就會斷掉。”高秉涵有些悲觀地說。他為孫女起名“佑菏”。“菏”，那是一個在兒媳看來“太不好念”、辦理戶籍的小姐甚至從來沒見過的字。但老人堅持，這就是孫女不可替代的名字。
“保佑菏澤，保佑菏澤。”他喃喃地念道。
他已為自己安排好，“如果我死了，骨灰一半留在臺灣陪太太，另一半，一定要回到菏澤。”想著想著，老人不由得微笑了一下，“等我回去的時候，一定有整排老鄉在下面列隊歡迎我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