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央行又開始啟用3月期央行票據了，這說明央行的政策工具期限正在延長，其背后的原因可能是國際投機資本——“熱錢”流入中國的速度正在加快，這顯然不是好事。最近被熱炒的“克強指數”顯示，中國經濟疲弱，實體經濟和就業都發生了困難，并引起了中央最高領導層的關注。

　　此時，那些大叫中國出現“劉易斯拐點”的經濟學家，是不是應當站出來承認錯誤？我堅持認為，中國現階段根本不存在“劉易斯拐點”，城市“用工荒”完全是成本不斷上升、需求不斷下降造成的問題。企業生產成本不斷上漲，終端需求不足且被貨幣政策壓抑，從而導致兩個結果——第一，成本推動的物價上漲，導致勞動力需要更高的收入；第二，企業生產成本上漲，終端需求不足嚴重壓縮企業利潤，無法為勞動力提供足夠的收入。這是現行政策之下必然出現的經濟循環，根本不是所謂的“劉易斯拐點”。

　　中國經濟現在的核心問題是如何實現貨幣政策的“前瞻性和靈活性”，要做到“正確性”，就不能忽視在開放條件下中國貨幣政策的相對性。一方面，貨幣政策的制定需要比較中國的過往歷史，另一方面，還要考慮其他國家，尤其是儲備貨幣國家的貨幣環境。過去那種只盯著國內的環境，對強大的外部力量熟視無睹的做法是錯誤的。

　　其實，更大的陷阱正在悄悄地埋下。5月14日，G7會議結束之后，發達國家竟然一致提出將增加人民幣在其外匯儲備當中的比重，這簡直是荒誕。其實質是發達國家將加入中國外匯供給的大軍，這會導致在發達國家貨幣條件極度寬松的情況下，無論中國央行構建多大的“貨幣池子”都無濟于事，同時，這將刺激國際套利資本進入中國，引發一系列的風險和危機。

　　具體而言，發達國家增持人民幣就意味著人民幣貨幣供應量有增加的必要，從而導致人民幣M2增速加快。然而，央行不能無視M2的快速增長，勢必出手壓制，結果就是人民幣外部需求擠壓內部需求。表面上看，人民幣貨幣供應量很大，M2增速虛高，但國內企業卻面臨著更緊縮的貨幣環境。進而，人民幣將被迫大幅升值，嚴重影響國內企業的發展環境。而最為可怕的是，中國的貨幣政策將因此受到其他發達國家更直接的操控。

　　為了應對這樣的挑戰，從短期來講中國必須考慮放棄13%的M2增速控制目標，讓M2的增長迅速適應國內外經濟形勢的變化。最核心的問題是，深入研究境外人民幣需求，使貨幣政策真正保持中性，堅決捍衛中國實體經濟的健康。與此同時，盡快謀劃長遠的對策，有備無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