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了解，《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以下簡稱《深圳綜改方案》)中明確了深港共建全球性的“金融中心”、“物流中心”、“貿易中心”、“創新中心”和“國際文化創意產業中心”。
按照方案設想，深港之間將實現資金、貨物、信息等要素流動的更加便捷和安全有序，兩地力圖在高端航運服務領域開展合作與融合，共同打造世界級港口群，共建具有全球資源配置功能的物流樞紐、亞太地區最重要的多式聯運中心和供應鏈管理中心。同時，深港兩地也將力求共同打造具有商業貿易、展示推廣、旅游休閑等功能的世界級貿易中心。
深圳市政府顧問、深圳大學國際金融研究所所長國世平分析，五大中心的建設是一個長遠規劃，實際上自CEPA(內地與香港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簽訂以來，與香港在上述五大領域的合作就已經展開，各種綜合配套改革的試驗也沒有停止過。
“現在給的就是一個名分，今后深圳可能會在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社會管理體制改革方面走得快些。”接受記者采訪的專家對此表達了比較一致的看法。
香港“一國兩制”總研究主任李濤分析，深圳早期依靠區域特殊政策在經濟體制改革方面創下不少先例，為經濟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環境。面對今后特殊政策會越給越少的現實，深圳必須在行政層面探索改革路徑，政府職能應該轉向公共服務方面，為企業創造更好的市場環境，創造好的法治環境，公平的競爭環境。“在這塊領域，深圳有待改善的空間仍很大。”李濤認為，把握先行先試權，做出值得推廣的表率來最重要。
對于一東一南兩個金融中心的做法，李濤認為并不奇怪。“長三角和珠三角都是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腹地，面臨的市場和機遇都不一樣，多個金融中心可以在細分的市場中錯位發展、優勢互補。”他指出，誰能發展成名副其實的國際金融中心關鍵是靠自己。
暨南大學金融學院教授陳鷺也認為，金融中心的打造不是光靠人為推動，而是政治、經濟、歷史文化長期積累、變革的結果。兩個金融中心的建設最終取決于當地的綜合發展水平。
陳鷺分析，深港共建金融中心首先的突破口在于人民幣結算，只有資金實現流動，經濟活動才不會受限制，更多的資本市場業務如互推銀行理財產品、跨境ETF投資才能夠全面鋪開合作。其次，香港金融業的軟件服務領先深圳至少5到10年，深圳應吸取香港在金融人才培養、管理模式創新上的經驗。
國世平認為，深港共建金融中心的優勢更大，因為上海建國際金融中心受制于人民幣不可自由兌換的約束。他分析，由于深港兩地在金融服務業上的硬件設施相當，深圳可以作為香港金融業的后備力量，研究腹地，打造金融產品研發基地的角色，將其推廣到國外，擴大國外投資者投資內地資本市場的渠道。
